专访新加坡明义法师：“佛教的发展必须走向社会、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人物介绍：

明义法师，号宏仁，1962年生人，毕业于新加坡莱佛士书院。1984年，在观音亭方丈悟峰老和尚座下出家，同年在台湾妙通寺求受三坛大戒，得戒于广钦老和尚。现任新加坡福海禅寺方丈、伽陀精舍住持，兼任泰国摩诃朱拉隆功大学客座教授等职。

明义法师慧根别具，先后与多位长老缔结师徒法缘。1986年，依止于印尼定海长老座下；1988年，承接马来西亚伯圆长老法脉，为曹洞宗第52代法嗣；1992年，嗣法于香港觉光长老，为天台宗第47代法嗣；2015年，得台湾净心长老心印，为临济宗七塔寺派第43代法嗣。

明义法师继任福海禅寺以来，积极筹建佛陀舍利塔、行政楼，重建大雄宝殿，增设禅堂、讲堂、僧寮，寺院建筑布局焕然一新。在庄严道场之余，法师不忘为回报社会、贡献佛教力量。他发心创办星洲首间佛教医院——仁慈医院，成立福海佛教文化暨福利协会等慈善教育福利机构，设立专项资金支持新加坡高校佛学研究，助力医疗、教育、慈善、学术等多个领域平行发展。

福海禅寺与七塔禅寺法缘深厚，该寺前任住持常凯法师，民国时就读七塔报恩佛学院。明义法师也曾数次到访七塔禅寺，赓续法缘。今年6月，七塔禅寺住持可祥法师率团赴新参访，得到明义法师的大力支持和热情接待。

2023年8月，在可祥法师引介之下，报恩编辑部工作人员围绕“中新佛教历史传承与交流发展”主题与明义法师进行了深入交流，内容记录如下。

一、从“民间信仰”到“正信佛教”：多元包容的星洲佛教

《报恩》：十九世纪以来，佛教在新加坡蓬勃发展，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新加坡佛教的历史传播脉络。

明义法师：新加坡佛教其实是非常多元化的，既有汉传佛教，即从中国福建、广东一带传入的北传佛教；也有从泰国、斯里兰卡、缅甸传入的南传上座部佛教；近年来，金刚乘佛教（即藏传佛教）也开始在这里蓬勃发展。

从历史上来看，1819年莱佛士（英国殖民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新加坡海港城市的创建者，将新加坡建立为欧洲与亚洲之间的国际港口）登陆，新加坡成为英国殖民地。此后，便有很多来自中国南部地区（尤其福建、广东一带）的华人劳工赴新务工，这些华人移民的宗教信仰也随之传入新加坡。总体看来，这一时期的新加坡佛教还不属于“正信佛教”，而是更偏向于“民间信仰”。

所谓“民间信仰”，指的是一种儒释道三教混杂、神佛不分的信仰。那时的信众没有特定的求神拜佛的对象，也不知如何称呼法师。后因法师经常诵经、拜忏，信徒们不知法师口中所诵何经，只听到常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便用“南摩”（梵语音译词，意为礼敬、皈依，音译为南无、南摩）、南无佬（粤语）等词语代指法师。

1879年，琼斯·丹尼尔·沃尔根（Jonas Daniel Vaughan，1825-1891，英国人，在新加坡时任船长、治安法官和律师等职）在其书（《海峡殖民地华人的风俗与习惯》）中记载，当时的法师们会在早晚四点念经、敲木鱼和打引磬（相当于今天的早晚课诵），但对于所念每日经典，自身也并无深刻的了解。

二十世纪初，“寺院佛教”“正信佛教”开始慢慢兴起。1903年前后，来自中国福建的刘金榜居士和贤慧法师共同募建了新加坡最早的寺院——莲山双林寺。随后，转道法师、会泉法师、宏船法师、广洽法师、隆根法师等多位长老，也从中国南下新加坡建寺传法，创建了龙山寺、普陀寺、光明山普觉禅寺等多座新加坡重要寺院。

（刘金榜居士献地建寺）

1926年，已接任福建南普陀寺住持、闽南佛学院院长的太虚大师也到新加坡弘法，积极推广“人生佛教”思想，并在维多利亚纪念堂做公开演讲，宣扬佛教思想，成为第一位在新加坡公开场合弘法的法师。一年后，在转道长老等数位法师和众多居士的大力支持下，为推广佛教教育与佛教慈善事业，太虚大师在牛车水（即新加坡“唐人街”，名称源于19世纪，当时华人聚居区的供水主要是依靠牛车运送，因而得此名）成立中华佛教会。1949年，为团结本地佛教团体，僧俗四众弟子共同发起成立了新加坡佛教总会。

以上大致就是新加坡佛教历史的传播脉络。总的来说，新加坡佛教发展的历程就是从“民间信仰”到“正信佛教”的转变过程，在此期间，伴随着各式组织的成立，佛教不断发展壮大。

《报恩》：资料显示，上世纪中叶新加坡汉传佛教界新建寺院中，超过六成由在家女众创建，足见当时女众参与佛教建设的热情高涨。针对当时佛教界出现的特殊现象，您有哪些看法？

明义法师：我个人认为，大量女众参与佛教建设，其实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新加坡尚属英国殖民地时期，就有很多来自中国南部的劳工。其中，有很多是来自中国福建一带的斋姑（指经过皈依仪式的女性佛信徒）和广东一带的红头巾（指早年在新加坡建筑工地工作的中国妇女，主要是来自广东省三水县，多数居住在牛车水。她们因常用红头巾作为工装，被当地人称为“红头巾”）。

（红头巾粤剧剧照）

以“斋姑”和“红头巾”为代表的女性劳工在南下之后，也带来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对她们而言，信仰既可以作为她们与社会联结的纽带，也可以为她们提供精神食粮，是十分重要的。受她们影响，很多在家女性出于对佛教的信仰，开始剃度出家，成为比丘尼，她们积极修建寺院、置办安老院，并将寺院提供给出家众居住（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女众还曾为演培长老、隆根长老等提供安身之所），后渐渐发展成为一股不可轻视的力量，为当时新加坡佛教的发展做出了大量贡献。

《报恩》：新加坡是一个宗教信仰多元化的国家，佛教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极强的包容性。作为第一大宗教，佛教如何处理与其他宗教之间的关系？

明义法师：我相信，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佛教，都有和不同宗教共同学习、沟通交流的经验，同其他国家一样，新加坡佛教与其他宗教常有互动。由各大宗教发起建立的专项组织——宗教联谊会（Inter-Religious Organisation，RPO），主要是致力于推动不同宗教、种族、族群之间的往来互动和关系协调。目前，新加坡国内大概有十个宗教团体加入联谊会，联谊会会长是由不同教派的宗教徒轮流担任，如果现任会长是一位佛教徒，下一任会长就会由一位道教徒或基督教徒担任。

（2022年10月，RPO成员应邀参加印度教光明节庆典）

此外，新加坡还是一个种族多元化国家，国民人口除占比较高的华裔外，还有马来裔、印度裔等。多个种族的民众共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同样需要互相理解、互相沟通。

面对多宗教、多种族的国家特性，新加坡政府专门成立“族群与宗教和谐圈”（原名族群与宗教互信圈）。“和谐圈”致力于推动不同宗教、不同种族的群众积极开展对话交流活动，佛教界可以邀请拥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信徒或其他种族的社会人士参观佛寺建筑，佛教徒也可以到基督教堂、印度庙、清真寺等地访问学习，彼此通过加强交流互动，加深理解，减少冲突。

《报恩》：“人间佛教”作为现代佛教主流思想之一，对佛教界的发展有着深刻影响。请问您如何理解“人间佛教”理念？

明义法师：《六祖坛经》中有云：“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由此可见，“人间佛教”的理念很早便有，只是表述方式不同而已。

中国近代以来太虚、弘一、印顺、星云等高僧大德，积极推广“人间佛教”理念，是为使佛法久住世间，不断发扬光大。倡导“人间佛教”的目的在于使得社会大众能够深入了解佛教、学习佛法，依照佛法的指引修行生活。

举例而言，中国台湾的佛光山、慈济功德会以及包括福海禅寺在内的多座新加坡寺院，都在积极创办医院、洗肾中心、安老院、托老中心、托儿所等机构，目的就在于让人们于无形之中能够感受到佛教的温暖和慈悲，减少对佛教的误解，让大众了解佛法其实是“不离世间法”，是真正融入世间之法，而非始终是高深晦涩、难以学习的，很多问题也可以借助佛法解决，这些其实就是“人间佛教”的生动体现。

《报恩》：近年来，福海禅寺为助力佛学研究做出大量贡献，既成立专项助学金，又为高校硕博群体研读佛学提供资金支持，请您介绍一下新加坡佛教学术研究的现状。

明义法师：实际上，福海禅寺最初为高校提供助学金时，是不分学校、院系和专业的。后来，我们了解到有人员专门从事佛教研究工作，为使这些研究人员能够更加深入地研究佛教教义，寺院便决定为其提供专项奖助学金。

据我所知，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学者研究佛教并非出于传教目的，但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更多学者对佛教研究产生兴趣。大量学者开始探索佛教作为一个无神论宗教到底是什么，他们不仅追溯佛教的发展历史，还研究南传佛教、北传佛教以及金刚乘佛教等不同派别佛教的传入路径和异同之处。新加坡国立大学谢明达教授还不时开办佛学讲座，邀请美国佛教研究领域的教授来新加坡演讲，通过各种方式积极推广佛教。

我认为，资助大专学府的学者开展佛教研究工作，是很有意义的。无论是对于出家的佛教徒，还是在家众而言，通过学习学者们的研究成果，都可以加深对佛教的了解和佛法的领悟。

《报恩》：当下，受英文教育的全面普及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西方文化正在快速改变新加坡华人的宗教信仰。据您了解，佛教信众人数占比是否受此影响？新时代下，您认为应当如何为新加坡佛教发展培养后备僧才？

明义法师：从比例上看，虽然目前新加坡佛教徒的人数占比还是居于首位，但未来无疑会受到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影响。面对这一现状，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让人们进一步地认识佛法，换句话说，如何重新“包装”佛教才能让新一代年轻人能够接受佛教，改变“佛教是两千多年前古老宗教”的固有看法。

（福海禅寺）

至于随着英文教育的普及，华人宗教信仰发生改变这一问题，因为新加坡本身也有大量英文教学，所以影响不大。我本人也是英校生，虽然考虑到佛典语言的关系，我大部分时间是采用中文弘法，但有时也会借助英语帮助信众理解佛法。正如我昨天跟人谈起，用何种语言传法不是最重要的，如何正确地理解佛法才是关键。一个人学佛并不意味着要完全改变自我，个人身上不好的特质当然要即刻放下，但对于一些正向的兴趣爱好是可以适当保留的，受到佛法熏陶之后，人会逐渐改变自己，更加精进，慢慢做的更好。所以，不管是用中文还是英文，佛法的传播都是一步一步、循序渐进的过程。

时代在发展，当下需要培养的后备僧才必须是符合新时代需求的僧才。一方面，要尽力维护佛教优秀传统；另一方面，要借助现代化科技，通过新媒体平台推广佛教。我们去餐厅用餐时可以看到大量这类不良现象：一家人在吃饭，父母在看手机，孩子也在看手机，大家的生活似乎已经离不开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设备。作为出家众，我们不仅需要了解社会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也需要了解现代科技，思考如何通过新的媒介渠道（如各式社交媒体）和新的传法方式（如舞台剧、歌舞剧等）来传播佛法，让更多人能够理解正确的佛法，了解佛教文化，通过传播佛法来帮助改变不良社会现象。

二、一脉相连话未来  接轨新时育僧才   

《报恩》：二十世纪初，转道长老、会泉长老、宏船法师、广洽法师、隆根法师等中国高僧将中国汉传佛教带到了新加坡，圆瑛大师、太虚大师等近代大德也曾数次到星洲弘法，中新佛教界历来交往密切。在您看来，当下的年轻法师应如何继承中新佛教界友好交流的优良传统？

明义法师：20世纪初，中国老一辈法师们为让汉传佛法能够弘传开来、走向国际平台，不辞辛劳地前往香港、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弘法。我本人在新加坡土生土长，也在这里出家，非常有幸曾在早年亲近过一些大德长老，听他们讲说佛法故事、回忆过往岁月，确实能够切身体会到他们对佛教事业的高涨热情，长老们毕生都在为佛教的发展贡献力量。对于当下的年轻僧人如何继承中新佛教界友好交流的优良传统，我认为有以下几点需要考虑。

首先，必须要延续经典。老一代法师生活的社会环境不比当下，没有各式各样的电子设备和丰富的网络资源，学习佛法都是依靠个人的努力精进。他们经常引经据典，教理教义脱口而出，令人十分钦佩。现代社会物质资源极大丰富，年轻僧人基本上已经不存在物质方面的匮乏，缺失的是精神层面的营养。当然，时代转变带来了诸多新变化，如今有大量的外物分散僧人的注意力，如若坚持按照老一辈法师的行为规范来要求当下的年轻法师，难免有些许严苛。但是，我们着实需要学习前辈先贤吃苦耐劳的精神，努力研习佛教的教理教义，探索佛法智慧的海洋，并将其转化为内在的智力，将所学成果惠及信众，达到自利利他的目的。

其次，要注重对外交流。佛教要发展就不能故步自封，必须要与时俱进，走向社会、走向世界、走向未来，要打开佛教的大门，将佛法弘扬海外，也让佛教吸收外界的养分。对于年轻僧人而言，为了保障对外交流的顺畅，除加强经典佛法的学习外，还要努力学习英语、日语、梵语等多种语言。再者，需要利用科技弘法。正如我们刚才谈到的，如今的科技日新月异，年轻一代法师必须要了解如何借助新兴科技来弘扬佛法，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佛法。

正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年轻僧人们只有坚守出家时的初心，才能让佛法得到真正的发扬光大。上述三点，也是我对他们寄托的一点希望。

《报恩》：为进一步促进中新佛教友好往来，互惠互鉴，您认为未来双方可以从哪些方面展开交流合作？

明义法师：中新两国佛教界素来友谊深厚，甚至可以说是一脉相连。

从法脉承袭而言，新加坡很多佛教道场的祖庭都在中国的福建、广东和江浙一带；从血脉流传而言，新加坡大部分民众的祖籍也在福建、广东等地，可以说，中新两国其实是一家人。当年我跟随长老们学习的时候，他们常常回忆自己在家乡的往事，表达思乡之情，并且也多次回乡探望。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两国应该达成合作共识，努力建立互助互利的合作关系，展开交流学习。

赵朴初老先生曾经提过，中国佛教发展的第一要务是培养人才，这同样是新加坡佛教发展的关键。中新佛教双方目前均已步入构建新文化、传播新思想的新文明时期，我们理应打造一支素养过硬、质量更高、学术水平一流的年轻僧才队伍。同时，培养出来的僧才不能仅是“自产自销”，而要创造机会走出国门，互相交流互鉴，以开阔视野、互利互惠，为中新两国佛教在弘法利生、学术研究和对外交流方面做出贡献。这是我个人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

《报恩》：作为一个历史悠久、流布广泛的宗教，在面对全球化与现代化带来的冲击时，中新佛教应采取哪些措施应对时代新浪潮？

明义法师：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但可惜的是，佛教徒总体来说还不是太多。佛教思想虽不能完全等同于哲学或科学，但是它具有超越内在的实践性，可以帮助人们完善内在的人格，这也是佛教能够在人类历史上立足千年之久的力量所在。

时代总是处在不断变迁之中，现今世界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在不断演进，信息技术蓬勃发展，经济与文化的融合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发展的一大趋势。在新的社会环境下，佛教同样面临着全球化和现代化带来的诸多挑战。因此，新时期的佛教传播不能因循守旧，必须要积极创新，与时代接轨并行，才能让佛教更加高效有力地在全世界弘扬。

佛法本是一家，中新佛教界在立足本国的基础上，应持续加强两国学术、弘法和人才等各领域的交流，贯通全方位、多角度的全球视野来传播佛法。

《报恩》：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您曾五次到访七塔禅寺，见证了近四十年来七塔禅寺的发展变迁。想请您结合自身参与寺院建设的实践经验，谈谈您的感想以及对七塔禅寺未来建设的建议。

明义法师：从我自身参与寺院建设的经历来说，感悟最多的是建设寺院实属不易，非常辛苦。首先，寺院建设不得不面临资金方面的压力；其次，需要确定寺院建设的设计理念，因为设计理念决定了寺院的整体发展方向；再者，为便于大众认识佛法、学习佛法，现代寺院作为佛法交流的重要场所，需要提供一个互相学习的场地。将这些内容都纳入寺院建设的考量中来，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新加坡福海禅寺的建设同样也耗时多年。

七塔禅寺初建于唐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现今已有1165年的历史，佛教文化底蕴非常深厚。近代著名高僧圆瑛大师曾经担任过寺院住持，闻名于僧俗两界的弘一法师也曾在此处挂单修行。近四十年来，七塔禅寺更是取得了蓬勃发展，现已成为一座“五脏俱全”的大型寺院。

 （七塔禅寺“正法久住”普门柱）

受到疫情和其他因素影响，我已多年没有去过中国，没能前往七塔禅寺了。记得上次到访时，七塔禅寺山门内东侧高耸伫立的普门柱顶端还未铸造完成，听闻可祥法师介绍，现已顺利完工。我非常期待下次前往七塔禅寺时，能去参观此柱和其它寺院新修建筑。

《报恩》：应您盛邀，七塔禅寺住持可祥法师于今年6月率团南下，展开了一场收获颇丰的访新之旅。在您看来，七塔禅寺未来可以开展哪些工作，为促进中新佛教交流做出应有的贡献？

明义法师：今年6月，非常荣幸能够邀请七塔禅寺住持可祥法师率团到新加坡访问交流。访问期间，在参观福海禅寺后，我陪同可祥法师一行到访了新加坡多座寺院，双方互相交流中新两地的佛教发展情况，我从中受益良多。

（参访合影）

我与可祥法师多年未见，经常是通过《报恩》上刊载的内容了解七塔禅寺的发展情况。在可祥法师的带领下，七塔禅寺始终秉承佛教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不仅创建了馆藏丰富的栖心图书馆，连续多年成功举办天台佛教学术研讨会，还不定期开展各类佛学讲座，惠及四众弟子，现已成为一座都市丛林典范。对此，我觉得非常殊胜，也十分赞叹。

近年来，可祥法师一直在努力推进七塔禅寺的对外交流活动，既有国内交流，如寺院与各大高校间开展的学术合作；又有国际交流，同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不同国家之间积极往来互动，促进彼此友谊。我相信，七塔禅寺未来在对外交流方面可以做的更好，不仅能够有效促进不同地域的文化发展，也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七塔禅寺所作贡献。

《报恩》：作为佛教文化传播交流平台，《报恩》季刊迄今面世18年，持续发行72期。您认为《报恩》应当如何有效提升质量、提高知名度和影响力，更好地“让社会了解佛教，让佛教适应社会”？

明义法师：《报恩》作为一份刊物，迄今面世18年，能够持续发行72期，是一项很不容易的工作。首先，这项工作离不开可祥法师一如既往的坚持，他发心让社会了解佛教，让佛教适应社会。同时，也得益于《报恩》编辑部的工作人员，大家耐心收集大量资料，刊载在杂志上。福海禅寺每次收到刊物时，我都是第一个看，看完之后再拿给其他法师阅读，可见《报恩》杂志做的是非常成功的。《报恩》是七塔禅寺为加强自身文化建设所创办，对于未来如何有效提升知名度和影响力，我有以下几点建议可供参考。

首先，刊登多元化内容。作为佛教内刊，内容要涵盖佛学研究的不同领域，以吸引广泛的读者。同时，应采取一定的激励措施鼓励作者积极参与投稿，以分享不同人士眼中的“人间佛教”。这一点，《报恩》其实已经做到了。

第二，积极促进交流与合作。杂志提升质量的一大要点，是要与学术机构和文化学者积极加强交流合作。近年来，七塔禅寺坚持举办包括“天台佛教学术研讨会”在内的各项学术交流活动，与各地的研究者保持友好合作关系，《报恩》也一直参与其中。这一点，《报恩》也做到了。

第三，采用多语言发表。当然，现下中国所发行刊物使用的语言是以中文为主。日后有机会《报恩》可以采用多种语言并行的方式，借助不同的语言载体，让更多的人认识佛法，以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第四，进行网络化传播。正如我刚才提到的，《报恩》杂志邮寄到新加坡后，法师们需要依次轮流翻阅。如果能够借助社交媒体将内容进行网络化传播，则可以让更多的人有机会阅读刊物，受到《报恩》的甘露，我认为是件好事。

最后，重视社会实践。为了更好地“让社会了解佛教，让佛教适应社会”，《报恩》必须关注社会现实，可以刊载一些研究佛教与社会问题的相关文章，切实关注佛教在现实社会中的实际效用和影响。举例来说，现在网上充斥着大量骗局，危害甚广，佛教徒应当如何应对这个社会问题，如何利用佛法帮助受骗人员走出阴霾、摆脱沮丧。类似的社会实践性内容，都是《报恩》可以关注的。

总体而言，《报恩》已经做的非常棒了。我相信，这份刊物一定能够不断提升文章质量、扩大社会影响力，为社会了解佛教、佛教适应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