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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光泉法师：“培育僧才仍是佛教发展的首要任务”
人物介绍：
光泉法师，杭州市人。1989年12月在江苏省海门县法光寺出家，1999年任杭州佛学院院长，2004年10月任杭州市佛教协会秘书长，2005年7月毕业于浙江大学中国哲学研究生班，2007年2月任灵隐寺监院，2011年10月任灵隐寺方丈至今。现任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浙江省佛教协会会长、浙江省政协委员。
“庄严国土，利乐有情”，数十年来，光泉法师持续精进，助力中国佛教事业发展。他是佛教教育的持续推动者，1999年，他参与筹备和创办杭州佛学院，担任院长期间，他积极探索佛教教育模式，推进佛教艺术教育、多次举办讲经说法活动，大力培养佛教僧才，促进中国佛教健康发展。他是佛教文化的积极传播者，在他的带领下，杭州佛学院自2003年起先后多次举办“吴越佛教文化与社会学术研讨会”“国际因明学学术研讨会”“唯识学学术研讨会”等学术交流活动，大力推动佛教研究和区域文化研究；在他的管理下，灵隐寺参与承办“世界禅茶大会”“中国佛教梵呗艺术音乐会”，持续挖掘音乐、围棋、茶道等深具佛教底蕴的文化，积极传播中国佛教文化，使“慈悲、包容、感恩”的中国佛教核心理念与西方文明和谐交融。他是佛教中国化的大力践行者，自2011年担任灵隐寺方丈至今，他不断夯实寺院管理基础，积极探索寺院的规范化管理新思路，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他秉持慈孝情怀，热心慈善救护，带领教界人士充分发挥佛教特有优势，为服务社会、利益众生做出大量贡献，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反响。
光泉法师笔耕不辍，曾主编过《杭州佛教文献集萃》《云林佛教图书分类法》《禅茶：礼仪与思想》《因明学研究》《坐看云起》等著作，发表《何为禅茶？》《“禅茶一味”的滥用》等学术文章，为研究中国佛教历史、杭州佛教史提供了重要参考，推动了中国佛教文化的发展和传承。
2023年4月，“浙江省佛教协会佛教中国化工程建设管理培训班”在七塔禅寺举办，光泉法师莅寺参会期间，经七塔禅寺住持可祥法师引介，《报恩》编辑人员围绕“浙江佛教发展与僧才培养”主题对光泉法师进行了采访，内容记录如下。
一、浙江佛教：探千年佛韵 彰古刹新风
《报恩》：浙江地区佛教文化源远流长，宝刹众多，素有“东南佛国”美誉。请您跟我们谈谈浙江佛教在中国佛教史上的独特定位及其影响力。
光泉法师：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有两千年的历史，浙江的新昌大佛寺、杭州灵隐寺建寺时间都接近1700年，可见浙江佛教历史之悠久。目前，浙江已恢复的寺院数量超过4000座，在全国居于首位。不过，跟史上佛教最兴盛的时期相比，数量上还是有一定差距。
当年，弘一法师（1880—1942）在杭州虎跑定慧寺出家，在灵隐寺受戒。他在回忆录里提到，他出家时，杭州有寺院两千多座。民国时期杭州市的行政区划面积不大，却有两千多座寺院，可见寺院分布非常密集。我从小在杭州出生，在杭州长大。印象里街头巷尾都是寺院，香烟缭绕、钟磬相闻，是真正的“东南佛国”。我的俗家在盐桥附近，盐桥在杭州中河上，现称庆余亭拱桥。我小时候，桥上有座“广福寺”，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盐桥重建，才拆了寺，改成了现在的“庆余亭”。桥上建庙的建筑形式是非常有意思的，但现在已经消失了。
杭州佛教与西湖自然景观相呼应，形成了以灵竺为中心的北山寺院群和以净慈为中心的南山寺院群。在北山，有唐代书法家钟权为灵隐题“佛国”，宋代书法家张即之为天竺题“佛国也”。杭州之外，浙江佛教还有很多佛教重镇，比如天台山，“一座山就是一座寺，一座寺就是一座山”，坐落在这样的建筑布局中，佛教之圣光是不可想象的。
宋宁宗时，始定江南禅寺之等级，设禅院五山十刹。“禅院五山”都在浙江，杭州占三个：灵隐寺、径山寺、净慈寺。宁波则有天童寺、阿育王寺。“禅院十刹”中，浙江占了6座：杭州中天竺寺、湖州道场寺、温州江心寺、金华双林寺、宁波雪窦寺、台州国清寺，由此可见浙江佛教的源远流长。
从宗派分布的角度看，大乘佛法八宗在浙江省范围内均有所分布，且在各自的历史进程中都发挥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从各宗各派在浙江的发展状况可以看出，浙江地域所孕育的文化具有极大的包容性，而这种包容性同浙江独特的地理环境、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分不开的。
就历史影响力而言，浙江佛教对儒家思想也有一定的影响。王阳明的心学说就受六祖慧能的影响，心学往后发展为浙东学派，又发展成永嘉学派。永嘉学派所提倡的“经世致用”理念也造就了浙商一贯奋勇拼搏的创业精神，时至今日，我们仍能看到浙江一带私企众多，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地域独特的历史文化密不可分。
现在宗教界常讲一句话，“用传统文化浸润宗教”。实际上，从史学角度出发，唐宋阶段三教（儒释道）融合的趋势仍在增强，处于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跟佛教、道教文化融为一体，所以我们讲“三教不分”。历史上，道士到寺院来挂单也可以的。儒释道三教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融合的精神、和谐的理念，对浙江佛教的发展也有深远的影响。所以浙江佛教现在要挖掘传统文化中的这些精髓，作为当今和谐社会的典范去推广。不能单纯将佛教视为宗教，它更是一种哲学思想，是一种文化。
如今，浙江佛教提倡文化兴寺。但准确来说，应该要“文化兴教”，佛教之“兴”在于文化、寺院之“兴”在于戒律。所以，寺院要以戒律和道风建设来影响周边环境，进而影响社会。寺院作为宗教场所，是佛教的组成部分。现在有些说法却将“场所”和“宗教”切割开，认为佛教可以分为佛学（学术）和佛教，实际上，佛学和佛教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浙江佛教在发展的过程中，强调佛学、佛教、和佛寺（宗教场所）三位一体，不可分割，这决定了浙江佛教有自己独特的地位和影响力。
《报恩》：您认为，浙江应如何做好佛教中国化的“重要窗口”建设？
光泉法师：今天我们一直在讲“佛教中国化”，但严格意义上来说，隋唐时期佛教中国化的历程已经基本完成。佛教的教制、表现形式已经完全中国化了，举例来说，僧人现在穿的僧装其实就是汉服。佛典汉译时，是在中国人的惯用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习惯的基础之上，对佛经的逻辑和词汇加以理解和翻译，从而将印度佛教“转化”为中国的佛教，又在这一基础上，延伸出佛教的宗派。
宗派是什么？宗派是中国世俗观念的一种延伸。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宗法社会，佛教传入以后，宗派的建立就化用了中国宗法社会的制度。禅宗尤其明显，它的传法制度类似于古代世族，宗族的字号延续下来，一看名字就能知道宗族、辈分，禅宗也有自己的派辈谱系。
再比如，最早的佛教建筑是佛塔。建塔的目的是方便信众来朝拜，通过绕塔来礼敬佛。绕塔或绕山是功德无量的事情，现在西藏那边还有这种习惯。朝拜之后，发现需要一个休息的地方，所以在佛塔旁边修建简单设施，供应水、食物，这就是早期的佛教场所。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之初，寺院建筑参照印度佛寺模式，以塔为中心，四周建有殿堂。晋唐以后，殿堂逐渐成为主要建筑，塔被移于寺外，建筑风格也开始了其中国化的进程。“寺”也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的说法，“寺”原是朝廷的政事管理机构，后渐渐成为佛寺的代名词。《大唐西域记》里，玄奘西行，抵达那烂陀寺。我们称之为“寺”，但那烂陀寺实际上是古印度佛教的最高学府和学术中心，相当于我们的佛学院。
从这些可以看出，中国佛教其实已经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浸透，和印度佛教不同。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我们今天要怎么理解佛教中国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必须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道路确定以后要如何实践，这是个问题。我认为佛教中国化的关键是人才建设，但现在这个最关键的部分反而被疏忽了。
此外，我们今天谈论佛教中国化，应该要放在21世纪的时代背景下。现在是后现代化的时代，寺院管理、寺院建设，佛法弘扬等方面也要恰当地使用后现代的理念和手段。有的人一看到僧人拿手机或是使用电脑，就觉得很奇怪，“僧人怎么可以用这些高科技设备”，这种想法是不是不太合理？佛教要发展，当然要遵循时代发展的规律。
以前经常讲“深山藏古刹”，这句话的意思是：寺院是远离尘嚣，不食人间烟火的。但在今天，古刹已经“藏不住”了。以灵隐寺为例，灵隐寺远离市区，以前信众来礼佛，路途遥远，现在小汽车都可以直接开进寺院，有的人恨不得直接把车开到大雄宝殿里。那么，古刹怎么藏？藏不住的，所以我们要站出来面对社会，跨入滚滚红尘，融入时代的潮流。所谓“融入”，并非混迹、淹没在滚滚红尘中，而是要高举法杖，以戒为师，彰显佛教的本怀，引领时代的潮流，成为“时尚”。佛教从文化出发，引领社会往正确的方向发展，这就是“时尚”，就是佛教中国化。
《报恩》：近年来，受到疫情影响，部分位置偏远、知名度低、管理不善的中小道场面临生存危机。作为浙江省佛教协会会长，您认为应采取什么举措帮扶这些寺院？
光泉法师：三年疫情确实对一些小型寺院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浙江的小型寺院有很多，佛教协会如何进行有效帮扶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首先，要对佛教协会的性质和定位有清晰的认知。佛教协会是一个社会团体，是各民族佛教徒联合组建的一个爱国团体和教务组织。也就是说，佛教协会是个行业指导机构，而不是国家行政机关，没有行政许可权；其次，我们需要处理好佛教协会与宗教场所之间的关系。根据相关的管理章程，寺院的管理工作由各级民族宗教事务管理部门负责，佛协对寺院没有管理职能，只能起到业务把关、教育和指导之类的辅助性作用。因此，在帮扶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方式方法，佛协与寺院之间是平等互助的关系，不能做过多的干预。
佛教协会理应关注一些小型寺院面临的困境，我们最近也在考虑成立一个关爱基金会，通过设立慈善基金的方式对这些寺院进行帮扶。
总的来说，佛协更多充当指导者的角色，真正促进这些寺院的发展必须依靠地方的力量，我们可以呼吁当地政府，呼吁整个社会去关注这些寺院，帮助道场度过困境。
《报恩》：在您的管理下，灵隐寺不断探索新型寺院管理模式，对僧团采取末位淘汰的考核制度。想请您谈谈实施僧团考核制度的初衷和成效，以及灵隐寺在寺院管理模式探索过程中的经验。
光泉法师：一直以来，为加强民族宗教事务管理部门对佛教内部工作情况的了解、考察、指导和管理，我们需要定期向各级民宗部门开展述职工作。另外，在省市区各级佛教协会内部，也会适时对会务人员的工作情况进行总结和评议。
开展这类述职和点评工作的初衷，是希望通过相互之间的评议，吸收他人意见和建议，挖掘自身的不足，提高工作水平。同时也希望部分宗教场所能起到表率作用，为其他宗教场所提供可借鉴的工作经验。这是灵隐寺加强僧团考核管理的背景。
今年，在灵隐寺的僧团管理中，我们制定了一项民意测评方案。其中，有一条是在灵隐寺的执事法师队伍中展开末位淘汰制度。目前，灵隐寺有30位执事法师，其中有两位人选是“空白”。这两位“空白”人选是这样安排的：如果灵隐寺的某位法师想要进入执事队伍当中，就需要积极主动地寻找适合自己的岗位，在取得相关负责人的认可后开展相关工作。但是，如果在两年之内，这位法师都无法找到与自己相匹配的岗位，那就只能退出执事团队。
实行这类考核制度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执事法师的管理能力，强化法师的责任心和个人素养，而不是为了淘汰。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主动地做事情，努力为寺院管理、为佛教发展贡献自身力量，而不是一味被动地听从别人安排。
《报恩》：近年来，灵隐寺参与承办“世界禅茶大会”“中国佛教梵呗艺术音乐会”等大型国际交流活动，可以和我们谈谈这些活动的反响吗？
（图源：禅风网）
光泉法师：灵隐寺在对外交流方面，确实是做了比较多的工作。
2019年10月，灵隐寺在美国纽约林肯中心的David Geffen Hall和当地的法王寺共同举办了一场“中国佛教梵呗艺术音乐会”。这场音乐会也是第三届“中美加三国佛教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在美国纽约掀起了一场非常大的热潮，当地很多家媒体都进行了跟踪报道，反响十分热烈，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受全球疫情影响，近几年这项活动没有能够继续下去。现在疫情情况已经基本得到控制，我们希望能够继续组织好这类活动，到海外各个国家开展巡回演出，努力宣扬梵呗、禅茶等各种优秀的佛教文化。
二、育才兴学续慧焰 讲经交流传佛法
《报恩》：2012年，您曾结合杭州佛学院办学经验发表《当今大陆佛教院校教育模式的思考》一文。过去十年间，数字技术的发展对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想请您谈谈在佛教教育、僧才培养方面，信息技术是否也带来了新的变革？
光泉法师：1992年，赵朴老（赵朴初，1907—2000，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在上海召开的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就提出：“当前和今后相当时期内佛教工作最重要最紧迫的事情第一是培养人才，第二是培养人才，第三还是培养人才！”赵朴老高瞻远瞩，把培养佛教人才，抓好佛教教育当作头等大事。1992年到现在三十年了，这段话依然具有指导意义。直至今日，中国佛教发展的重要任务依然是培养人才。
今年10月份，亚运会结束后，计划在杭州承办“中美加三国佛教论坛”，我们到时候需要做好接待工作。在僧众中，有多少人可以直接和国外的佛教友人进行口语交流，或是担当翻译，甚至同传（指译员在不打断讲话者讲话的情况下，不间断地将内容口译给听众的一种翻译方式）翻译？我们佛教内部的人才仍旧是稀缺的。
说来惭愧，我是中国佛教协会教育专门委员会的主任，如果中国佛教教育出了什么问题，我当然也有责任。我认为我们的教学工作存在偏差，并没有真正地遵循朴老当年提出的“培养人才”这一要点，倒不是说不重视教育，只是在开展教学工作的时候，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如何把握教学方向？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如何培养？
我始终强调，杭州佛学院并不是要将每一个僧人都培养成“当家”师父。所以我们要设计什么样的教学内容？如果纯粹搞理论，高校哲学系的理论更高深，学生的文章写得更好。我们是僧人，僧人要具备僧人基本的素养。在本科阶段，佛学院首先要求学生了解佛教的整体框架，学习八大宗派的历史和教义，到研究生阶段，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某个宗派深入钻研，这样才能培养出理论基础扎实、又能够深入钻研某一宗派的人才。
朴老当年提出来，学校要“丛林化”，即丛林制度化。佛学院学生的首要身份是和尚，要按照佛教的规章制度进行管理。具体要怎么做？这些都是教学过程中要考虑的问题。
前几年，考虑到北京有更多的高校资源，如果在北京参加培训，不仅可以降低老师授课的时间成本，也能开阔学员的视野，让他们接收更有深度的培训内容，灵隐寺把参加培训的僧人全部带到北京。
教学需要利用现代化手段。现在，杭州佛学院已经实现数字化智慧课堂教学。在技术支持下，我们邀请一些海外优秀的老师、法师远程授课，更加便利。此外，我们将每位老师授课过程中的一些精彩片段通过录制、剪辑的方式，制作成精品课。这样既能循环利用好的教学内容，也能调动老师授课的积极性。
这些是杭州佛学院借助现代手段在教学上做出的一些变革，我认为这也是佛教教育发展的方向，当然，这对硬件设施有较高的要求。教育这件事，要不惜成本地去做，在培训中培育人才、发现人才，实现正向的循环。
《报恩》：杭州佛学院艺术院自2010年成立以来，已经培养出了数批优秀的佛教人才。能否谈谈你对佛教艺术教育的看法？
光泉法师：今年二月，“慧机水镜·佛教界青年法师书画作品主题系列展”在广州开幕，该展览展出了十位当代佛学和艺术双修的青年法师书画作品，其中有五位法师毕业于杭州佛学院艺术院。
（图源：杭州佛学院官网）
在开展艺术教育的过程中，我们首先要明确在佛学院开设艺术院的目的是什么？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党和国家宗教政策的不断落实，很多寺院都恢复了。有部分寺院的佛教造像是不如法的，但没有人指出这个问题，因为法师们自己也不清楚，哪怕长期待在寺院里，经常看着佛像，也许能看出有些别扭，但却指不出来具体的问题在哪里。另外，从我们国家的美术教育来看，艺考的基础科目是素描，这其实是西方美术的基础。这决定了很多考生接受的是西方艺术的教育，而非中国传统艺术的教育，在这样的教育体系下成长的画家，哪怕用笔再流畅、技巧再高超，也未必能够画好一幅观音菩萨像，因为他们不懂佛教、不懂观音菩萨。
这些都涉及到艺术修养问题，培养佛教艺术方面的人才，提高僧人的艺术修养就是艺术院要做的事情。我们通过开设艺术教育课程，培养佛教内部的艺术人才，发现艺术人才，珍惜他们，为他们提供更好的资源和平台，让他们尽情地发挥自己的才能。
《报恩》：首个汉传佛教讲经交流基地在杭州佛学院挂牌，此后，杭州佛学院也不断地开展讲经交流活动。能否请您谈谈开展这类活动的缘起？
光泉法师：2008年，中国佛教协会和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联合举办了“2008汉传佛教讲经交流会”，这场交流会邀请了全国各地的讲经法师参加，但仅仅是属于佛学院内部的一场交流活动。
当时，我正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知道了这个讲经交流活动以后，同王建司长（原国家宗教事务局一司司长、中国佛教协会原秘书长）、刘威司长（中国佛教协会秘书长、原国家宗教事务局业务一司副司长）、湛如法师（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和其它的几位法师专门召开座谈会，共同商议如何将讲经交流活动办的更好。我们一致认为，开展这类讲经交流活动很有意义，是值得做的好事情。
2009年10月，在宗教事务管理部门的支持下，杭州市佛教协会举办了“汉传佛教讲经交流会”。与之前局限于各地佛学院内部的交流说法不同，这场讲经交流活动是面向全国的，范围扩大了。在杭州成功举办几届之后，活动取得了不错的反响，“佛教讲经交流会”的举办地点也从杭州逐渐扩展到国内其他地区。
（图源：中国佛学院官网）
两年后，云南省佛教协会在安宁佛学院举办了首届汉传佛教讲经交流会。云南地区地理位置特殊，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上座部佛教三大部派并存。考虑到这个因素，在云南举办讲经交流会时，我们邀请了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南传佛教的法师共同参加活动，三大部派能够融合互通，讲经内容更加丰富。
2011年11月，在中国佛教协会的支持下，中国首个“汉传佛教讲经交流基地”正式在杭州佛学院成立，后更名为“中国佛教讲经交流基地”。作为“基地”，我们要起到支撑作用，我们的任务是全力支持并协助不同地区承办好各自的讲经交流活动，不断推动讲经交流会向更加全面、深入的方向发展。
其实，一开始举办国内范围的“汉传佛教讲经交流会”，也有人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不如扩大范围，举办影响力更大的诸如“中日韩三国佛教讲经交流会”一类的大型活动，但我们认为二者之间并不矛盾。就这样，讲经交流活动一直举办下来，到现在也有十多年了。越到后面，越会发现举办讲经交流活动的价值所在。
《报恩》：在您看来，广泛开展讲经交流活动有什么积极意义？目前在佛学院乃至于寺院间开展的讲经交流，有哪些新的探索和创新思路？
光泉法师：在中央统战部、国家宗教事务局的领导和中国佛教协会的支持下，讲经交流活动已经越办越好了。2016年5月，杭州佛学院举办了一个新型的全国性讲经交流活动——“佛教辩经会”，两年一届。2018年，第二届“辩经会”举办时，在线观看的人数达到了170万，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力。
“辩经会”的形式是这样的：以佛学院为基本单位，每个佛学院派出4位法师代表，组成一个辩经队参加比赛。“辩经会”采取淘汰制，设立小组赛、初赛、决赛和总决赛等环节，每个环节设置的辩题不一，这意味着各辩经队在不同场次的比赛中，所持观点也是不固定的。
我们举办“佛教辩经会”有几个目的：第一，我们希望能够培养僧团内部的团队合作精神。比赛时，四个人分别担任不同的角色，共同组成一支队伍，要想取得辩经成功，需要通力合作，相互补台，而不是互相拆台，我们的目的就在于培养这种合作能力和合作精神；第二，辩经会能够提高僧才对经文的掌握和运用能力。辩经不同于讲经，经书的内容是固定的，法师讲经只需提前熟练要讲的内容即可，而辩经时，辩题随机变化，还需要灵活应对对方提出的各种问题，通过活用经书中的内容来回答和反驳对方的观点。这要求参赛法师熟悉掌握佛教天台宗、净土宗、禅宗等各个宗派的教理教义，需要很广的知识储备；第三，辩经会可以提高法师的逻辑思维和语言组织能力。在辩经比赛中，每位法师的陈述发言时间是非常短暂的，几十秒甚至几秒钟之内就需要做出回答，如果逻辑思维和语言组织能力不够强，就会轻易被对方找到破绽，进而推翻观点和论证。
辩经会需要的这几方面能力是关键且实用的，对于僧才的培养有很大的帮助，可以推动整个中国佛教的发展，这是“中国佛教讲经交流基地”应该做的。当然，“基地”不能仅仅只是组织“讲经会”或者“辩经会”而已，我们需要想办法发挥更大的作用。
十几年来，参加讲经和辩经活动的法师已经达到五六百人，“基地”需要思考如何将这几百位法师的作用发挥出来。为了更好地提高这些法师的讲经说法能力，经由中央统战部批准，我们开设了“中国佛教讲经法师研习班”。每年的培训班大概有3—4个，每个班的上课时间不少于两个月，通过这种集中培训的方式，进一步丰富全国各地的讲经法师的传经技巧和布道经验。
讲经说法不能仅仅局限于国内，我们还要努力将中国的佛法传到海外，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佛教，了解中国文化。“基地”专门开设了英语培训班，提高法师的口语能力。同时，我们还在与国外的大学联系，希望能够将我们的僧才送往海外留学，让他们在全英文的语言环境中更好地学习，这些都是我们目前在思考的问题。
《报恩》：《海潮音》等民国期刊在佛教发展史上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如今，随着网络的普及，部分纸质媒介已经被新媒介所取代。在信息化时代，您认为纸媒存在的价值是什么？
光泉法师：当下是一个多元化社会，纸媒肯定有其存在的意义。这个意义究竟体现在哪里，是值得我们去探讨的一个问题。
新媒体的发展速度非常快，比如最近这段时间爆火的一个新概念：ChatGPT（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自然语言处理工具，它能够通过理解和学习人类的语言来进行对话，还能根据聊天的上下文进行互动，真正像人类一样来聊天交流，完成多种任务）。
ChatGPT内部存储的各类信息和数据的体量是非常大的，它还具有非常高的信息搜索能力和组合能力。这项技术还可以结合其他信息技术和机器学习方法，实现更加复杂和高级的语言处理任务。通过多项技术结合之后，它甚至可以将人类的逻辑思维能力运用到信息的处理和输出过程中，这样信息的处理速度会非常快，许多问题都是可以直接利用这些新兴技术手段得到符合逻辑的答案。
比如想要撰写一篇文章，只需要输入几个关键的要点，几分钟之后ChatGPT就可以自动生成，十分便捷。现在许多媒体的稿件，甚至是一些具有专业性的论文，都可以直接借助技术来完成。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的纸媒应该记录什么，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也就是纸媒的价值所在。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纸媒的价值和作用会越来越凸显出来。
《报恩》：《报恩》于2005年创刊，至今已有18年历史。能否请您结合自身编纂书籍的一些经验，谈谈对《报恩》提一些建议？
光泉法师：在宣传领域，现在有多种媒介形式在发展，不同的媒体都有自身的长处和短板。与这些新媒体相比，纸质媒体的一个短板是传播速度慢。但纸媒也有自身的长处，同样能够做到广泛宣传。
纸质媒体要做好自身的定位，举个例子，《浙江佛教》作为浙江省佛教协会会刊，就需要立足于全省佛教事业的发展，发挥指导性的作用。
七塔禅寺每年都会举办“天台佛教学术研讨会”等各种学术活动和培训活动，学术活动会有很多学术成果产出，《报恩》未来可以利用多样化的形式，将这些成果充分利用起来，传播出去。《报恩》这份刊物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尤其是在教理教义等佛学研究领域，可以做很多事情，这就是我对《报恩》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