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谈佛】解读佛教哲理之我见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佛教是一种智慧，饱含着人生哲理，包括对人生现实的态度，对痛苦与烦恼的解脱，对“内在生命”的净化，对“人生终极”的关怀，对“彼岸世界”的追求等等。佛教有一整套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具有鲜明的思辨色彩和理性思维，它按照印度“因明学”的思维模式，合乎逻辑地构建起“四谛”、“五蕴”、“八正道”、“十二因缘”、“三世两重因果”和“三法印”的理论体系。佛经难读，佛理艰深，很难得其要旨，本文拟从哲理上提出几个要点，对繁复、深奥的佛理进行解读。

一、佛教对人生的基本判断是“苦”

　　佛教的全部关注集中在“人生”，重在人的心灵。佛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它产生于苦难深重的印度种姓社会，形成于反婆罗门专横的历史过程中，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佛教认为“一切皆苦”，并以此为出发点探索人生的解脱。“四谛”是佛教理解社会人生的四大“真谛”，即苦谛、集谛、灭谛、道谛，讲的是人生如何彻底摆脱痛苦与烦恼的道理。

　　“苦谛”是对现实人生的深切体验和深刻洞察，是对人生价值的基本判断，是佛教立说的根基。佛教通过对人生全过程的剖析，提出了“四苦”、“八苦”之说。从最基本的生理意义上观察人生，认为“生、老、病、死皆是苦”，这“四苦”具有普遍意义，任何人都无可抗拒，无法摆脱。进而观察社会，又发现四种由于社会原因而造成的苦，即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和五阴盛。“怨憎会”是因“仇”而产生的痛苦，相互仇恨的人偏偏处在一起，想分开又无法分开，这便是通常所说的“冤家路窄”。“爱别离”是因“爱”而产生的痛苦，相亲相爱的人总免不了“生离死别”，爱极生恨，苦不堪言。从“求”的方面着眼，执意追求的事，往往不能如愿以偿，有时甚至事与愿违，这便是“求不得”之苦。从“欲”的方面着眼，外界事物通过五官而产生感觉，由感觉而引起欲望，因欲望过于强烈而有诸多烦恼，这便是“五阴盛”的苦。生理上的四苦加上心理上的四苦合为“八苦”，构成苦难的人生，这便是“苦谛”。

　　分析苦的根源，是因“五阴”集聚而致。“五阴”又称“五蕴”，含有阴蔽、覆盖、积聚之意。佛教认为，物质作用于人，是通过“五官”，因五官而产生五种感觉，即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由感觉而导致欲望，在意识上产生“六欲”，即声欲、****、食欲、财欲、睡眠欲和名欲。由于追求上有得有失，于是情绪波动，引起喜、怒、哀、乐、爱、憎、忧思等情绪变化，谓之“七情”。“七情六欲”扰乱了人的身心，郁结在心，象迷雾一样笼罩心灵，以致“执迷不悟”，由是而有诸多烦恼，这便是“集谛”的道理。

　　在佛家看来，生、老、病、死都是无可奈阿的事，是任何人都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应当坦然埘待，不必耿耿于怀。爱、恨、求、欲都发自心灵，苦苦追求便会产生许多烦恼，实际上都在于人有贪念之心。其实，这一切都是“自寻烦恼”，如果没有生死之念，没有爱憎之情，没有名利之心，人就不会有这许多烦恼与痛苦。因此，解脱的唯一途径，就是断灭世俗的欲望，即灭人欲，这就是“灭谛”。

　　找到了痛苦之源，断灭世俗欲望，消除一切烦恼，按照佛所指引的“八正道”努力修行，进入无欲无求、无忧无虑的“涅槃”境界，获得精神上的彻底解脱，这便是“道谛”。从认识“苦谛”开始，一步步推导出“集谛”、“灭谛”和“道谛”，这是一种理性思维，是佛教对人生如何走出“苦海”的认识和理解。

二、“觉悟”是佛教立教之本

　　与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不同，在佛教的教义中不存在什么“救世主”，它所尊奉的“佛”，包括释迦牟尼在内，都只是修行的最高果位，是“觉悟者”、“智者”和“导师”。佛教并不期盼“救世主”降临来消除世间苦难，而是把希望寄托在人们的“自我解脱”上，立足于人自身的“觉悟”，并以此作为立教的宗旨。“觉”是觉醒，有如大梦醒来，有如莲花绽开，从“目迷”状态中清醒过来。“悟”即感悟，悟出世界的“真如”，悟出人生的“真谛”，佛教寻求解脱的道理，求得心灵和人身的“大自在”。佛教指引的人生解脱道路，是内在的、自我的、心灵的，质白地说，就是“自己救自己”。

　　佛教劝人“觉悟”以求解脱的基础是“人性善”，相信人的“本性”善良，往后的种种表现都是“业行”(思想言行)不同所致。人生的“业行”不外乎“净”与“染”两个方面：“净”是心灵的净化，“染”是外界的污染，一正一反，左右人生。善的“业行”使人保持心灵纯净，恶的“业行”使人误入歧途。佛教的根本任务，实际上是“授业解惑”，把人从“迷误”中解救出来，走入“人间正道”，即由“迷界的此岸”达到“悟界的彼岸”。所谓“觉悟”，一方面要透彻理解人生“四谛”，自觉地解开“迷惑”，消除一切烦恼；另一方面，要看清进入“佛界”的康庄大道，身体力行，按“八正道”进行修持。

　　“八正道”又称“八圣道”，它是佛教“自我解脱”之道，是“灭苦”的八个途径，是由“迷”转“悟”的修行“正道”。首先是“正见”，有正确的理念和见解，坚信“四谛”。其次是“正思维”，保持心术纯正，不作胡思乱想。三是“正语”，说话符合佛理，消除妄语(谎言及不实之言)、绮语(花言巧语)、恶语(出言不逊)、两舌(搬弄是非)等不纯正的语言。四是“正业”，行善事，积功德，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贪婪，不作一切恶行。五是“正命”，严守佛教戒律，保持正当生活。六是“正精进”，毫不懈怠地修习佛法，深刻领会佛教。七是“正念”，坚定不移地保持佛家信念。八是“正定”，专心致志，一心向佛，心神不乱。“八正道”的核心是“从善去恶”，通过实践体验人生“四谛”，谓之“大彻大悟”。

　　《涅槃经》说：“佛者名觉，既自觉悟，复能觉他。”佛教所说的“觉悟”，包含“自觉”、“觉他”和“觉行圆满”三个层次。首先是自己觉悟，摆脱世间烦恼，在精神上超凡脱俗，有此“自觉”者可以为“罗汉”。在众人昏睡我独醒的情况下，先觉悟者把迷误的人唤醒，规劝、开导他人走入正途，既能“自觉”又能“觉他”者便是“菩萨”。“觉行圆满”是为“觉圆”，能“圆觉净性，现于身心，随类各应”者，便可成“佛”。“觉行圆满”要求“四满”，即“信满”(信仰坚定不移，无所愿求)、“解满”(透彻理解佛法，心无挂碍)、“行满”(知行合一，菩提愿行俱足)和“证满”(大彻大悟，功德圆满)。总之，佛教的教义，归根结蒂，是“觉悟”二字。

三、“因缘和合”是佛家哲理的基石

　　要深刻认识佛教，必须懂得佛家哲理，以“因缘和合”为门径，升堂入室。佛教认为：“诸法由因缘而生”，“说一切法，不出因缘二字”。“因”即原因，它是引起事物生灭变化的根由和前提。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无凭无故地产生，“有因才有果”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尽管事物之间存在着“因”与“果”的联系，但两者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对应关系。同样的原因未必产生同一结果，这是因为同一原因，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下产生的结果并不一样。由某种原因导致某种结果，其间的“必要条件”，就是所谓“缘”。人们常说“有因无缘”，就是说虽然“事出有因”，但缺乏足够的“必要条件”，即没有“机缘”，所以未能出现预期的结果。要特别注意的是，任何事情的发生，往往是由多种原因造成，只有当诸种因素彼时彼刻在某种条件下凑合在一起，处于某一特定交叉点上，才会引起生灭变化。“因”与“缘”的关系错综复杂，它们的特殊聚合状态，便是佛家所说的“因缘和合”。

　　因为万事都由“因缘”而起，所以又称“缘起”。“缘起”是佛教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基本法则，正如《阿含经》说：“若见缘起即见法，若见法便见缘起。”显然，“佛法”、“缘起”、“因缘”都是同位的格，不知“因缘”就不能通佛理。“因缘和合”是佛教独创的哲学体系，它用辩证的观点看世界和人生，认为一切都是“因缘和合”而成，处在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网络之中。由于复杂的因果关系，事物有千变万化，世界在流动，人事多沧桑，没有永恒不变的实体。“因缘”阐明了事物发展变化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由“因”导致某种必然，又由“缘”产生种种变故，必然通过偶然表现为千差万别，叫人难以捉摸。“因缘”决不是盲目“迷信”，而是一种深层次的理性思索，极富哲理。

　　以“因缘和合”的原理观察人生，找出了人生十二个变化的关节点，并推求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于是有了“十二因缘”的说法。它设定了十二个概念，即“老死”、“生”、“有”(指前世的存在)、“取”(欲望)、“爱”(偏爱)、“受”(感受)、“触”(感触)、“六入”(眼、耳、鼻、舌、身、意六种机能)、“名色”(意识)、“识”(思维)、“行”(行为)、“痴”(即痴迷，又称无明)。它们前后相续，互为条件，互为因果，构成一条因果链结，故又称为“十二支缘起”。它把任何人都无可避免的“老”和“死”这种生理现象作为讨论的起点，按“因明学”的方法进行倒推，由果追因，用以解释人生的本质及流转过程，谓之“业感缘起”。

　　将“十二因缘”推而广之，延伸到过去、现在、将来三世，剖析前因后果，又推演出“三世两重因果”。在佛教看来，世界是无边的，时间是无限的，它有过去、现在和将来。这种时空观显然是正确的，但对有限的生命来说，“前世”与“来世”只是一种宗教概念，并不具有“真实存在”意义。它的理论是“业报轮回”，认为人的“业行”(所作所为)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即报应)，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无记(无所作为)无报。”这种因果关系在“三世”中循环往复，“前世”的果是“今生”的因，“今生”的果又是“来世”的因，这便叫“三世两重因果”。尽管“轮回”是虚无缥缈的，但它似乎给人一种警示，叫人多行善事，不要作孽，却又有利于人们“自我控制”，对社会治理是有好处的。

四、“三法印”集中体现了佛家思想

　　梁启超说：“佛教是智信，而不是迷信”。“智信”是对佛教最本质的判定，佛理博大精深，充满智慧和理性，富于思辨，逻辑严密，说理深刻、透辟，形成了一个宏富、精湛、缜密的哲学思想体系。这个体系的集中体现就是“三法印”，即印证佛法的三大标志和印记。“三法印”系指“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三大法则，《大智度论》说：“佛法印有三种：一者一切有为法，念念生灭皆无常；二者一切法无我；三者寂灭涅槃。”从人生解脱的角度看，“三法印”可理解为“三解脱门”，即“空解脱门”(空门)、“无相解脱门”(无相门)和“无愿解脱门”(无作门)。

　　“诸行无常”简称“无常”，它是佛教纲领性的一大命题，是对“因缘和合”的高度概括，集中表现了佛教的世界观。佛家以宽阔的视野、辩证的思维去看世界，认为一切都处在流动、变化之中，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常住不变”、“永恒不灭”，总是处在生灭不息的状态中。既然一切都是“因缘和合”而成，只要其中某个因素变了，事情就会变得难以想象。因为事物错综复杂，诸多的“因”与诸多的“缘”结合而生变故，致有千变万化，谓之“无常”。万事万物都是一个“变数”，一切都在“成”(生成)、“住”(暂住)、“坏”(毁灭)、“空”(空灵)的过程中流转，循环往复，无始无终，故云“诸行无常”。变化有两种形式：突变谓之“刹那无常”，顷刻之间即有生起、变异、坏灭，有如电光闪现、瀑水急泻、过眼烟云；渐变谓之“相续无常”，在某一时段逐渐发生变化，并在“三世”中流转。

　　世界是个“变数”而不是个“常数”，没有质的严格规定性，没有独立不变的实体，没有永恒常在的主体，“假而不实，故谓空”。要特别注意的是，佛家所说的“空”，绝对不等于“无”或“不存在”，而是指事物没有永恒不变的“自性”。佛教认为所有的物质都由地、水、火、风“四大”元素组成，但此一时彼一时，变化无穷而非永远如此，放日“四大皆空”。眼前的“有”，随着时间的推移，便成“过眼烟云”。用世俗观点看去是“有”，用佛家观点看去则是“空”，故云：“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空”是对“诸行无常”最精练的概括，是佛教最根本的理念和哲学范畴。进入佛门，首先必须以“空”的观念看待一切，它是人生解脱的第一步，故称为“空解脱门”，简称“空门”。

　　“诸法无我”简称“无我”，它是在“诸行无常”的大前提下讨论人生“自我”的主体，在理论上是“五蕴”与“十二因缘”的高度概括，集中体现佛教的人生观。“无我”又称“非我”、“非身”，即不存在起主宰作用的“自我”。既然“一切依积而定”，取决于“因缘和合”，所以，“自我”始终变化无常，只具有相对、暂时的意义，这便叫做“人空”或“人无我”。“人无我”的表征就是“人生无常”，生、老、病、死是“人生无常”的自然表象，人事沧桑则是“人生无常”在社会方面的体现。按佛教的说法，人是“五蕴假合”而成，《原人论》谓：“形骸之色，思虑之心，从无始来，因缘力故，念念生灭，相续无穷。如水涓涓，如灯焰，身心假合，似一似常。”因为人生处在“念念生灭，相续无穷”的过程中，由于“无明”而“梦魂颠倒”，以致“愚而不觉”，陷入无穷的恼烦与痛苦之中。其实，这一切皆非“实相”，无非是“身心假合”，是“假而不实”之相，故日“无相”。要彻底解脱，必须认识“无相”，故称“无相解脱门”，即“无相门”。

五、佛教对社会人生的态度

　　人们常以“四大皆空”把佛教判定为“出世”宗教，甚至认为它不仅“避世”而且“厌世”。其实，这只是一种世俗的片面理解。佛教一时一刻都不脱离人间现实，把全部关注点集中在人身上，面对残酷的现实人生，探寻人生痛苦之源，关心人的心灵，寻求解脱之路，其基本态度应当说是“入世”的。用佛家的话来说，就是“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犹如求兔角。”这就是说，如果佛法离开了世间，要寻求对真理的觉悟是根本不可能的。但佛教把人的“情”与“欲”看成是导致痛苦与烦恼的根源，要求人们放弃功利而“灭人欲”，这又出现了一种“出世”的倾向，处于矛盾之中，这便是“不离世间道，常行出世道”的原因。既“入世”又“出世”，就是所谓“以菩萨心肠做人间事”的处世态度。

　　佛教作为一种人生哲理，有许多积极精神是可贵的。首先，佛教重理性而不盲从，把一切事情都拿到理性的天平上衡量，扬弃个人感****彩，认为“理性如日光，感情如浮云”，对真理追求孜孜不倦，“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就是它的至理名言。其二，佛家心胸博大，事事宽容，从不以“创世者”、“救世主”自居，因而没有“唯我独尊”的偏执态度，信教者是因与佛有缘，不信教者也不强求，一切“随缘”；在佛家看来，大千世界是宽广的，而个人是渺小的，人生苦短，犯不着为人间琐事斤斤计较，对人处事持“中和”态度，不走极端；它有极大的宽容性，甚至连有大罪大恶的人，只要能幡然悔悟，也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其三，佛教以人为本，以心灵为重，以“觉悟”立教，劝人好，愿人好，处处“与人为善”，它所说的“芸芸众生”包括所有的人和有灵性之物，倡导“众生平等”，对人“将心比心”，对动物也要呵护。其四，佛教的“慈悲”是一种普遍、无我的爱。它不同于世人所说的情爱、友爱、敬爱、关爱，也不同于爱国、爱家、爱民族之“爱”，认为这些“爱”都有特定对象，夹杂着个人的感情和利益，是一种狭义的爱。它也不同于“博爱”，不是把自己看成是施爱者，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同体感”，把别人的苦当作自己的苦，把别人的乐当作自己的乐，为人服务不遗余力，既不是出自良心的自责，也不是以别人的赞扬为指归，完全是从内心发出的社会责任感。其五，佛教宣扬的“自由”，并不是尘世间的人身、居住、言沦、出版之类自由，而是强凋精神上的自由，摆脱世俗的一切羁绊，无功名之想，无爱憎之情，心无挂碍，超凡脱俗，在精神上获得绝对自由。

　　从社会功能来审视佛教，有几点值得重视。应当看到，在人生道路上，由于社会原因导致种种困惑，以致形成许多盲点和解不开的死结，需要寻求一种答案，需要得到心灵上的宽慰和精神上的解脱。一个被痛苦与烦恼纠缠不清的人，领悟了人生“真谛”，思想开朗起来，心态平衡，不去钻牛角尖，既不因绝望而自杀，也不因仇恨而去杀人，起到比“心理医生”更有效的作用。社会控制不能单靠“法”的外控力量，更需要人们有“自控”能力，佛教劝人行善，净化心灵，在人们思想上建立起“心灵法庭”，在潜意识上可以有效限制“功利”的恶性膨胀，有利于“自我控制”。佛教以“慈悲为本”，事事讲求“和合”，倡导一种自觉为社会服务而不计个人得失的精神，这对化解社会矛盾，建立和谐社会都是十分有利的。佛教主张“众生平等”，无论贫富贵贱，也无论肤色人种，也无论民族、国界和宗教信仰，都一视同仁，反对杀戮和战争，促进世界和平，是建立“和谐世界”的一种积极因素。佛教之所以在中国受到历朝历代重视，一方面是因为它的教义与中国“以和为贵”的思想不谋而合，另一方面是则因佛教从不与政府争权，提倡“依附国主”。但也无可讳言，佛教劝人放弃实际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功利，把人生过于理想化了。“灭人欲”的主张，与现实反差太大，既不符合“人之常情”，也不利于人们去追求和创造美好的未来，给社会带来某些消极因素，大乘佛教不断开启“方便法门”，实际上是在不断缩小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让佛教更好地走向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