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莲飘香】智慧·慈悲·忠勇·圆融

　　赵朴初的智慧，体现在他高超的文艺才华上。他出生于安徽省太湖县一个“四代翰林”之家，父母都具有极高的文化修养。他从小就表现出敏捷的才思，七、八岁时，一天在家中的书房找书看，把书翻得很乱，母亲正好走进来，嗔怪地说了一句：“七零八落”。赵朴初脱口对出一句：“九死一生”。父亲的影响，塾师的教育，家乡文风的熏陶，使赵朴初很小就步入音律的乐土，打下了极深的国学根基。他十四岁到上海求学，成长于大上海先进文化的沃土，使他的学问和道德日趋成熟，成为一名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到三十岁的他，就在上海佛教会、中国佛教会从事秘书工作，写得一笔好字和好文章。建国后，他满怀着对新中国、新时代的热情，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他喜好的还是中国传统的诗、词、曲、赋、联的形式，但他不是简单的继承，而是大胆予以改革和创新，赋予它们新内容、新情感。才华横溢的赵朴初口吐珠玑，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深受读者的喜爱。《某公三哭》得到毛主席赞赏，也使赵朴初名传天下。熟悉赵朴初的人都知道，他写东西极快，有时坐在餐桌边，找张餐巾纸就写了起来。尽管他一生事务缠身，日理万机，但他还是创作了大量的文学和书法作品，结集《滴水集》、《片石集》、《赵朴初韵文集》等，成为中华文学宝库中闪光的瑰宝。
　　赵朴初的智慧，体现在他巧妙的处世交际上。他为人谦虚，和蔼，笑脸常开，处处与人为善。他也有批评人的时候，但他很少直接批评，而是以非常婉转的方法，给人留有余地。他用他的诗、他的字、他的知识、他自身的示范等作为工具，搭起与人交往的桥梁。还是举几个例子吧：他批评一些知识不多而权力很大的现象时，就讲这么一个故事，江苏有个浒墅关，本该读“hu墅关”，可是皇帝念白字，读成“xu墅关”，结果后人都读成了“xu墅关”，听者心领神会；他到福建检查宗教政策落实情况，看到寺庙仍被文物部门占据，嘴上没说什么，而是写了几首诗，给当地领导，理与情溢满纸上，使领导非常感动，而又深受教育，主动去解决问题；他的秘书宗家顺记得，有一次与同事闹矛盾，工作上有情绪，他给宗家顺题了一副字，使宗家顺立即意识到自己的狭隘；他经常抄录爱因斯坦的《每天的提醒》、陶行知的《每日四问》等，送给朋友、晚辈，作为他们的座右铭，教育他们如何去处世和为人，……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与赵朴初交往过的人，都有深刻的体会。
　　赵朴初的智慧，体现在他非常富有创意的工作方法上。他一生做了许多在国内外都很有影响的大事，充分展示了他作为领导者的雄才大略。抗战期间，他在上海主持难民救济工作，面对日寇的重重封锁，他想出“让难民去后方垦荒”的借口，把许多难民从日寇的眼皮底下送到抗战前线。上海解放前的白色恐怖里，他利用孤儿教养院和少年村作掩护，一方面使数千难童得以安身立命，又掩护了许多革命同志，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叶挺、闻一多等人惨遭不幸，国民党不准悼念，赵朴初想到以在寺庙作佛事的形式，开展悼念活动，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斗志。建国后，他更是时时“想好题目、作大文章”，1953年，他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上，主动托人给日本佛教界送去一尊佛像，得到日本佛教界的积极响应，揭开了建国后中日交往的序幕。1963年，他利用鉴真逝世1200周年，发动中日佛教界、文化界共同开展纪念活动，使中日民间交往达到一个高潮。晚年他提出建立中日韩佛教“黄金纽带”的构想，得到三国政府和佛教界的支持，使这一构想成为现实。

慈 悲

　　2000年5月21日，赵朴初离开我们而去。同一天，“中日书法交流展”在陕西省博物馆举行，赵朴初的一副书法挂于正厅大堂，上书“慈忍”两个正楷大字，下录藕益大师一段语录：“世出世间莫不成于慈忍，败于忿躁，故君子以慈育德，以忍养情”。这副书法上的字，也是他一生慈悲为怀、忍辱负重的真实写照
　　赵朴初出生于一个佛化的家庭里，母亲就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佛种慧根，很小就在赵朴初心里生根发芽，培养了他一颗慈悲、博爱之心。幼时家中蛛网网上蜻蜓，他破网放生，每有乞讨者上门，他总会给予施舍，这些故事至今在他的家乡传为佳话。他到上海后，在大舅关絅之的引导下，走上从事佛教工作的道路，接触到太虚、虚云、圆瑛、班禅、能海等高僧大德，逐渐进入到佛教更高深的殿堂，发愿在佛教中寻求人生觉悟之路，寻求救国救民之路。他正式皈依了佛教，也成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从此终生食素。母亲看到他很消瘦，担心他营养不良，劝他食些鸡蛋、牛奶，他不肯，后母亲痛哭相劝，这才答应。母亲曾送他一件狐裘大衣，在冬天能为他御寒，他不忍衣动物皮毛，也一直锁在箱中，没有穿过。
　　自古忠孝难两全。1947年底，“土地改革”在赵朴初家乡太湖县进行，当时他正在上海为党、为国家的事业而努力工作，由于少数人的过左以及对他家的情况不了解，他家的亲人受到打击，母亲不幸去世，成为赵朴初终生心灵之痛。他一直独自默默地承受着心灵中的这份巨痛，但从来不向人说起，也不曾责怨于人。1990年，他回到阔别64年的家乡太湖县，面对故居淹于花亭湖下“水深千尺”，想起亲人们所受到的极不公正待遇，他让自己“不教往事惹思量（《自度曲?书赠太湖县人民政府》）”，想到的是“问还余几多光热，报我乡邦？”这是何等慈悲而宽广的情怀呀！赵朴初似乎没有尽到对父母的孝，但他去尽的是对国家、对人民、对佛陀的孝，这是人间大孝，他是一个伟大的孝子。
　　从抗战开始到新中国成立，赵朴初一直在上海从事难民救济工作，帮助成千上万的人找到安身立命之地。建国后，他主持中国佛教协会工作，号召全国佛教徒积极投身社会各项事业，特别是救苦救难，有力地支持了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每次国内外发生重大灾害，他带领佛教徒积极响应，开展募捐活动。他个人的捐献活动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有人统计，八、九十年代，他个人共为社会捐助人民币240多万元，而自家过着的却是别人难以想像的简单生活。有人曾告诉他们夫妇：“您年纪这么大了，身体也不好，不能因为捐款而影响了自己的生活啊！”他笑笑说：“不要紧，我给社会捐点钱，其中一部分是国外发给我的奖金和稿费，另外，我的工资花不了，也没有什么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还之于民吧。”
　　在别人眼中，赵朴初是个笑容可掬的“活菩萨”，但他也有过伤心痛哭的时候，每一次哭，无不肝肠断裂，惊天动地。他哭领导。陈毅去世，他哭得很伤心。周总理去世，他是痛哭。邓小平去世，用他自己的话说：“九十岁的人哭九十岁的人，这才晓得什么是凄入肝脾了。”他哭家乡。1990年，他回到阔别64年的安徽太湖老家，得知家乡还很穷，在县里举行的欢迎会上，他当着满堂的人哭了。他哭朋友。尤其是到了晚年，看着朋友们一个个离去，每一次生离死别，无不让他感到心痛、流泪。1999年5月，当他拖着虚弱的身子从香港回来，得知好友诸敏去世，他抱着诸敏的女儿嚎啕大哭起来，使他受到很大的刺激，人一下就不行了。从他的这些哭里，我们看到一个更为真实的赵朴初，他不仅是一代伟人、国之栋梁，也不愧是真情男儿、慈悲佛子。

忠 勇

　　作为一名慈悲佛子，赵朴初以普渡众生为己任，发菩萨心，行菩萨道。当他在“三反”中被人怀疑有经济问题的时候，当他家的亲人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的时候，当他在“文革”中被关进牛棚从事劳动改造的时候，当面对很多不懂佛教的人在对佛教指手划脚的时候，他总是报之以自己的“慈忍”之心。然而，当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害时，他立即变成了一个怒目金刚，一个热血斗士，无所畏惧，勇猛前进，面对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他主张坚决，爱憎分明，不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体现了一个真正的佛教徒的内心襟怀。
　　早在大革命时期，年轻的赵朴初目睹在帝国主义野蛮侵略下中华民族备受欺凌，在封建地主剥削下广大农民蒙受苦难，就立下救国救民的远大抱负。早年在上海，圆瑛大师“出世犹垂忧国泪”、弘一大师“念佛不忘救国”的举动以及鲁迅、马相伯、吴耀宗、沈钧儒等人献身真理、献身国家、献身人民的言行，都给了赵朴初极大的影响，成为赵朴初效仿的楷模。谈及他的爱国行为，他的夫人陈邦织讲过：“在赵朴初的心中，爱国心和佛教的慈悲心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使他成为一个坚定而热情的爱国主义者。”
正是对众生的慈悲，培养了赵朴初一颗无比忠诚的爱国爱民之心，又正是拥有了这种无比的忠诚，又使他具备了一种大无畏的勇士精神。1937年，当日军的炸弹落在上海街头，他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带领成千上万的难民觅地安生。他冒着生命危险，与日寇周旋，把难民送往新四军，有力地支援了抗战。上海的汪伪势力以名利诱惑、拉拢他，他毫不为所动。他反对国民党反动独裁的黑暗统治，积极参加争取民主、反对内战、解救民众的爱国运动。在那种白色恐怖中，他收留、掩护了许多共产党人，通过各种关系为解放区购买药品，参加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如果他没有佛教徒自利利他的奉献精神，没有对国家和人民的赤胆忠诚，他是做不到这些的。　　建国后，赵朴初按照周总理的指示，积极与邻国开展民间外交，把和平的种子撒遍世界。在印度的一次会议上，面对有人公开反华，他再次勇敢地挺身而出，予以驳斥，维护了国家的尊严。他坚决反对境外势力试图将西藏分裂出去的罪恶图谋，拥护中央关于藏传佛教的工作。他积极组织开展对两岸四地的佛教联谊工作，同破坏祖国统一事业的言论和行动进行坚决的斗争。在“******”事件中，他多次批示，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邪教”。香港回归的日子，他每天抄录林则徐词以表庆贺。1999年5月，他亲自送佛牙赴港供奉，按他的年龄和身体，绝对不宜长途飞行，但为了香港的稳定和繁荣，他把国家的利益放在了首位。在他生命垂危之时，还念及台湾的老友故旧，心系祖国统一。
　　在新的历史时期，赵朴初对国家与人民的忠勇，又被他赋予了新的内涵，化成了新的行动。他响亮地提出“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口号，意思就是使国家得到净化、美化，使大众获得利益和安乐。他在很多场合，提出“知恩报恩”的思想。特别是要求广大学僧们，常怀“知恩报恩”之心，常存“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之心，这样才能增长福德，减少过失，否则，专为个人名闻利养，不仅成不了器，甚至会招来不好的果。他自身更是无时不在践行着这些口号和思想，为广大佛教徒树立了榜样。

圆 融

　　任何一个人的命运，总是融合在时代的命运中，只有在生活和工作中与时俱进，投身先进的潮流，把握正确的方向，这样的人生态度才叫圆融，这样的人生追求才会结果。赵朴初的一生，是善于圆融的一生，他以其敏锐的思想和对真理的追求，使他始终站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成为时代主旋律中一个响亮的音符。
从青年时代开始，赵朴初就把个人的追求圆融于时代最进步的潮流中。他是佛教徒，但他没有把自己封闭在晨钟暮鼓里，而是发扬佛教关心社会、普度众生的积极进取的精神，读了大量的进步书刊，又从鲁迅、沈钧儒等文化巨匠的身上，汲取得不少先进文化的营养。当抗战爆发，使得他义无反顾投入到抗战的宏伟事业中。在抗战的烽火中，他认识结交了不少共产党人，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和杰出志士，他们身上表现出的进步立场、坚贞骨气、崇高信念，使他看到了国家的前途所在、民族的命运所在，也使得他在抗战胜利后，又与许多共产党人一起，加入了争取民主自由的潮流中。事实证明，他所做出的选择是正确的。
　　建国后，赵朴初与圆瑛等高僧大德共同发起成立中国佛协，长期主持中国佛协的工作。中国佛教向何处去？对于这个问题，他更是把这种圆融的艺术运用到了极至。正如新华社所发《赵朴初生平》中对他的评价：“作为新中国一代宗教界领袖，赵朴初同志把佛教的教义圆融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之中；圆融于维护民族和国家尊严，捍卫国家和主权的完整，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伟大事业之中；圆融于促进中国佛教界与世界各国佛教界友好交往的伟大事业之中。” 他高举起“人间佛教”的旗帜，使佛教首次得以把自身利益和人民群众的利益结合起来，以“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为己任，解决了佛教与历史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问题，赋予了佛教建设祖国、促进和平的崭新内容，使佛教成了利国利民的宗教，成了新时代和平使者的化身。在他的正确领导下，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佛教事业从废墟中走向全面恢复，并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突出表现在佛教理论有了新的建树，佛教自身建设得到加强，佛教教育取得辉煌成果，佛教国际交流空前活跃等。他还充分论述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相协调的问题，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宗教理论工作，坦诚的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和意见，有力地促进全国各宗教界的团结和稳定。
　　赵朴初的人格魅力，也体现在他善于而且十分乐意把自己圆融于人民大众之中，与大众和社会打成一片。他不以位高而自大，不以艺高而自骄，不以年高而自倚。上至国家领导，下至他家旁边小学里的顽童，他都能和谐相处。常常未见其人，便先闻其笑声。见到熟人，他都要鞠躬，行合十礼。他到民进去开参议员会，在参议员面前常以“小弟弟”自称。找他写字的人太多，他总是尽量满足，不收分文。他豁达大度，虚怀若谷，嘉言懿行，清正廉洁，尊老爱幼，礼贤下士，谦和平易，温文尔雅，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先进思想在他身上得到水乳般的融合，这些评价都是恰如其分的。因此，他受到世人崇高的爱戴和尊重。
　　赵朴初是写不尽的，本文所述，不过赵朴初身上几个闪光的点而已。无疑，赵朴初身上所表现出的人格魅力，是我们修身修行、立德立言的光辉楷模。赵朴初“庄严国土、乐利有情”的宏伟遗愿，也留待我们后来者去努力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