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国遗风】阿育王寺与日本佛教

　　四、 临济宗传入日本与阿育王寺

　　育王山信仰形成于平安末期到镰仓时期，当时有许多日本僧人入宋求法，将禅宗传入了日本。在此之前，虽然已经有禅法传到日本，但禅只是修行法的一种，并没有成立独立的教团和宗派。在日本出现的最早的禅宗教团是大日房能忍（出生年月不详、博多出身）的教团。1189年（文治五年），能忍派弟子练中、胜弁入宋，到阿育王寺的拙庵德光（1114-1203）的座下，呈开悟偈。拙庵向他们赠送了达磨像和本人的顶像（肖像）。其顶像题云：

　　日本国忍法师，远遣小师练中、胜弁，到山问道，求予绘幻质并赞。

　　大宋国淳熙十六年六月三日 住明州阿育王山拙庵德光题（印）

　　拙庵是前述重盛向育王山布施时的住持，是中国看话禅的集大成者大慧宗杲的法嗣，可以说是当时中国代表性的禅僧。拙庵的印可对树立此派在日本的权威非常重要。能忍其后在大阪府的水田建立三宝寺，播扬禅风。1194年（建久五年），达磨宗教团与荣西遭人控告，被禁止弘法。能忍的弟子佛地房觉晏移住奈良的多武峰弘法，觉晏门下的怀臧和彻通义介等与道元的曹洞宗合流，成为初期曹洞宗教团的一部分。

　　开创日本临济宗的荣西（1141-1215），1168年（仁安三年）28岁时第一次入宋，4月25日到达明州，同年5月登天台山后，6月到达阿育王山。《兴禅护国论》的序云“6月10日，到育王山。瞻礼佛舍利，感光明映彻，凡所历观处，灵应难测”。这说明荣西在参拜阿育王寺时，也谈到佛舍利的灵验。
不用说，荣西作为日本临济宗的宗祖在日本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另一方面，1206年（建永元年）10月被任命为东大寺大劝进职，负责国家的一大事业的东大寺的重修。他是接替当年6月去世的重源而担任此职的。荣西担任此职十年，他也被看成是东大寺重修事业最重要的人物。据虎关师练（1278-1346）的《元享利贞》中的“重源传”，荣西在四明山与重源邂逅，又一起登天台山和阿育王山。对重源和荣西来说，育王山可以说是具有特别意义的寺院。

　　又，法灯国师心地觉心在和歌山兴国寺传播禅宗，创立了普化宗。后来此派出现了吹笛行脚的禅僧——虚无僧。法灯国师还将径山的酱汤和酱油的酿造方法传到了日本，对日本的食文化影响很大。
觉心在东大寺受具足戒，在高野山从觉佛学密教、跟退耕行勇学禅法。36岁时，参礼住京都深草的道元，43岁入宋，从《无门关》的作者无门慧开学禅。普化宗之所以与笛子联系在一起，据说是因为觉心与笛子的名手、名叫四居士的人一起回国。普化宗一直延续到明治初年，现在则并入了临济宗。
关于觉心的传记材料，有佑禀所撰《纪州由良鹫峰开山法灯国师之缘起》。其中关于觉心在宋朝的活动，有以下记载：

　　师四十五岁，宋淳佑十一年（1251年），挂褡于明州育王山。寺在平坦山中、爰有塔，是阿育王八万四千基之其一也。传云，定海网人，牵上此塔。又说，从寺四五町外，现大石上，放舍利光明。自诸国，每年二三月人多，参诣，奇瑞太多矣。大权菩萨为守护神。师于此山，建一宇堂，安置日本将军实朝遗骨于等身观音像肚内。凡实朝前生之雁荡山。合被纳遗骨，安措此山。未审师意如何，师止住此山三年矣。

　　根据这一记载，觉心在1251年到1254年的三年间住在阿育王寺，建立纳骨堂，供养源实朝的遗骨。这一记载与《吾妻镜》关于实朝的前世在阿育王寺有关，也与源实朝的墓地在兴国寺有关。
之后，日本临济宗仿照中国的五山制度，在镰仓与京都设置五山。五山派僧人直接参与了室町幕府的宗教政策和外交政策的制定，另一方面也涌现出许多求法僧和画僧等。

　　参诣阿育王寺的知名日本僧人还有无象静照（1234-1306）。无象生于镰仓，参东福寺的圣一国师，19岁入宋。成为阿育王寺的虚堂智愚的弟子，并随虚堂到净慈寺、径山赴任。1265年（文永二年）无象回国之际，虚堂赠墨宝“破虚堂”。此墨宝经茶道名家武野绍鸥，被京都的大商人大文字屋所收藏，因此墨宝当时已破裂，所以得“破虚堂”的别称，与“流圆悟”一样是知名于世的书法精品。无象还在无学祖元到日本时在圆觉寺分座说法。

　　此外，活跃于阿育王寺的日本人还有了庵桂悟（1425-1514）。了庵生于伊势，为南禅寺241世、东福寺171世。受三条西实隆的举荐，经常到朝廷讲禅，得佛日禅师的法号。在87岁高龄时，作为遣明正使入明，被任命为阿育王寺第101任住持，为阿育王寺的兴隆做出了贡献。了庵与王阳明也有来往，归国之际，得到王为他所写的一篇序文（此序不见于《王文成公全集》、是传到日本的宝贵文献）。一般认为日本阳明学的创始人是中江藤树，而构筑日本阳明学基础的则是了庵。

　　明朝将军郑成功为对抗清军，曾委托国性船长送书简给德川家纲。在书简中，郑成功举了庵桂悟中兴阿育王寺、三年归国的例子，要求已经滞留日本四年的隐元早日归国。这一书简收于《华夷变态》一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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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CharPerPage与了庵桂悟有交往的还有雪舟（1420-1506）。雪舟生于备中赤滨，在相国寺担任知客，跟周文学习绘画。1467年（应仁元年）到达宁波，担任天童山首座，1469年（文明元年）归国。雪舟新建云谷庵，命名为“天开图画楼”，了庵为雪舟撰写了“天开图画楼记”。雪舟1472年所作的“育王山图”，与“金山寺图”一样是绘画史上的名作。

　　五、日本曹洞宗与阿育王寺

　　将曹洞宗传到日本的是道元（1200-1253）。道元在比睿山受戒修行后，到荣西创建的建仁寺参学，与荣西的弟子明全一道入宋，在天童寺的如净座下修行。回国后在京都创建兴圣寺、越前创建永平寺。

　　道元在入宋参学时，给他留下强烈印象的一件事，是他到宁波不久与阿育王寺的老典座之间的问答。

　　又嘉定十六年， 末，五月中，在庆元舶里。倭使头说话次，有一老僧来。年六十许岁。一直便到舶里，问和客讨买倭椹。山僧请他吃茶。问他所在，便是阿育王寺典座也。他云，吾是西蜀人也。离乡得四十年，今年是六十一岁。向来粗历诸方丛林。先年权住孤云里，讨一得育王挂褡，胡乱过。然去年解夏了，充本寺典座。明日五日。一供浑无好吃。要做面汁，未有椹在。仍特特来，讨椹买，供养十方云衲。山僧问他，几时离彼。座云，斋了。山僧云，育王去这里有多少路。座云，三十四五里。山僧云，几时回寺里去也。座云，如今买椹了便行。山僧云，今日不期相会，且在舶里说话。其非好结缘乎。道元供养典座禅师。座云，不可也。明日供养吾，若不管便不是了也。山僧云，寺里何无同事者理会己斋粥乎。典座一位不在，有什么欠缺。座云，吾老年掌此职，及耄及之弁道也。何以可让他乎。又来时未请一夜宿暇。山僧又问典座，座尊年，何不坐禅弁道，看古人话头。烦充典座，只管作务，有甚好事。座大笑云，外国好人，未了得弁道，未知得文字在。山僧闻他这地话，忽然发渐警心。便问他，如何是文字，如何是弁道。座云，若不蹉过问处，岂非其人也。山僧当时不会。座云，若未了得。他时后日，到育王山，一番商量文字道理去在。这地话了便起云，日晏了忙去。便归去了也。

　　之后，阿育王寺的老典座在结束安居返回乡里之前，去见在天童山的道元，就文字弁道而有如下对话：

　　山僧（道元）问他（典座）：“如何是文字？”

　　座云“一二三四五”。

　　又问“如何是弁道？”

　　座云“遍界不曾藏”。

　　道元在求法之旅中，最初与中国禅的接触就是与阿育王寺典座的邂逅。这次相遇给道元以极大的冲击。“我能对文字是何、弁道是何，略知一二，端赖老典座之恩”。之后，道元又两次参诣阿育王山（1223、1225）。归国后，著《典座教训》，总结了在中国禅林的所学，介绍了与阿育王山老典座之间的问答。这成为流传至今的有名的一段佳话。

　　后来，日本曹洞宗僧人彻通义介（1219-1309）为了寺院的建造，到宋朝考察中国五山的建筑样式，留下了《五山十刹图》，其中记载了阿育王寺的厕所的平面图。另外，寒岩义尹（1217-1300）为出版道元的语录也入宋，向台州瑞岩寺的无外义外求序文，同时参学育王山。在元代，著有《大智偈颂》的大智（1290-1366）也到中国，留下“礼育王塔”（八千四百七宝塔，空山惟有古基留。黄金骨冷无人葬，日灸风吹白草头）。

　　现在日本曹洞宗的一般寺院中，在本堂的本尊两侧配置着达磨大师（左）和大权修理菩萨（右）。这一方式源于曹洞宗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莹山绍瑾的清规《莹山清规》。在每日朝课的回向文中也有“招宝七郎大权修利菩萨”的文字。大权修利菩萨手搭前额远望的姿态，与阿育王寺有密切关系。（临济宗的相国寺是达磨和大权的配置）。

　　日本近代临济宗最有名的学僧无著道忠（1653-1744），在《禅林象器箋》第五类中，从中国的语录和书信的关连记述，探讨了大权修利菩萨和招宝七郎的来历。

　　大权修利菩萨右手搭额远望的姿态，来自大唐阿育王寺的护法神。将“修利”改成“修理”是误解。在“与壑翁相国书”中，记载了在建造舍利殿之际，建阁供奉大权修利菩萨，还记载了护塔神鳗井二龙的灵验。在阿育王寺住持月江正印的语录中，有“僧问、大权菩萨因甚以手加额。师云，行船全在把梢人。”育王山东临大海，渡海者遥望此山祈愿安全，大权以手加额遥望航船，以示保佑之意。清拙正澄的“大权赞”云“护佛真身舍利，依前不识佛光。如何是佛光，斫额望扶桑。” 大权修利菩萨是守护舍利的神。本为天竺阿育王之子，为了护卫育王山建造的舍利塔而来中国，留在明州的招宝山。招宝七郎是大权修利的封号。还有一种说法，大权修利菩萨为了弘法，和道元一起来到日本。《道元和尚行状记》记载，道元禅师归国时，大权修利菩萨化身为三寸白蛇出现，随禅师护持正法。

　　另外，稍晚于无著道忠、在曹洞宗影响巨大的面山瑞方（1683-1769）在其著作《洞上伽蓝诸堂安像记》和《洞上伽蓝杂记》中也言及大权修利菩萨。其中介绍了三种说法：唐大中元年二月皇帝所赐封号；阿育王塔的护塔神；阿育王像，等。

　　可见，在日本曹洞宗的寺院安置在本尊右侧的大权修利菩萨，在中国作为阿育王寺的佛舍利或舍利塔的守护神、以及航海安全的佑护神而被信仰，而在日本则被看成是寺院的守护神而被供养。

　　小结：

　　从以上考察可以看出，无论对日本禅宗勃兴期的达磨宗的能忍，还是对临济宗的荣西和曹洞宗的道元来说，阿育王寺都有着重要意义。阿育王寺可以说是中国向日本传播禅宗的重要舞台之一。之后，许多日本僧人到此参访，甚至有日本僧人担任住持。阿育王寺又可以说是沟通中日禅僧的桥梁。
在日本禅宗中，阿育王寺之所以有特别的意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阿育王寺处于明州这一日本船的港口最近。而在南宋时代（1127-1279），明州是中国朝廷所规定的日本船唯一的靠岸地。除了地理方面的原因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阿育王寺是中国最重要的舍利信仰的道场。这种信仰超越国界，在日本渗透到了禅僧之外的在家的信徒。所以直到现在，日本还留存着许多源于育王山信仰的寺院和佛像。今天我们在考察中日交流的历史时，需要再次确认阿育王寺以及育王山信仰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