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谈佛】论慧远对佛教中国化的影响

　　东晋名僧慧远是继道安之后中国佛教的领袖，对佛教中国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是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重要理论奠基者之一。
　　慧远宣扬法性本体论，论述佛教关于宇宙本体与成佛的关系；把中国原有的善恶报应思想与印度佛教的业报轮回观相结合，建立中国化的因果报应理论，并把因果报应的显现由现世推及到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世，把报应承受者由子孙后代转变为行为者自身，加大了因果报应说的威慑力；著《沙门不敬王者论》，指出儒佛虽有出发点和作用范围不同，但最终的目的是一样的，“内外之道，可合而明”，借以调和儒佛关系，为后来中国长期存在的佛、儒、道三教合流局面奠定基础；倡“弥陀净土法门”，宣称人死后可以往生西方极乐净土，为净土信仰在中国盛行开辟道路，他被后世净土宗尊为初祖。慧远的理论加速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
　　据《高僧传》卷六载，慧远本姓贾，雁门楼烦（今山西宁武附近）人。他生于东晋成帝咸和九年（334），卒于东晋安帝义熙十二年（416）。慧远的一生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出家前的早年求学阶段。慧远出生官宦之家，13岁游学许昌、洛阳，大量阅读儒、道思想，这为他后来提倡佛、儒、道融合打下基础。第二阶段，皈依道安并在道安门下的25年。慧远21岁时与其弟慧持住太行恒山皈依道安，听讲《般若经》，认为“儒道九流皆糠粃耳”，所以与其弟出家为道安弟子。他24岁开始讲经。由于听众很难理解般若实相思想，慧远便引当时流行的《庄子》作类比来解释般若实相，听众豁然。慧远这种格义的方法得到道安的认可，“特听慧远不废俗书”。第三阶段，在庐山的30多年。东晋太元六年（381）入庐山，住东林寺弘传佛法，弟子很多。这一时期也是慧远佛教活动最主要时期。
　　慧远的师父道安在佛教义理方面融汇玄学和般若，创立“本无宗”这一般若学派，迈出了佛教中国化的重要一步；在佛教组织方面，他为适应中国社会建立了当时最大的僧团，并结合当时实际制定了一套行仪规范以规范僧尼的行为。道安是建立中国化佛教的第一位高僧。作为道安的弟子，慧远对佛教中国化也有着重要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宣扬法性本体论
　　慧远在继承道安学说的基础上，以般若学为宗旨，从本无说出发，宣扬了法性本体论。据《高僧传?释慧远传》载，慧远的“法性”说是针对当时“长生”说而提出来的。印度小乘佛教认为修行的最终目的是成就阿罗汉果位，超越生死，摆脱轮回转世之苦。但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信徒把佛教比成是道家的“长生久视”之说，认为佛教是和“长生”说相类似的宗教。慧远认为这种看法有偏颇之处，不合佛经本意。所以，他著成《法性论》，提倡法性说。“先是中土未有泥洹（涅槃）常住之说，但言寿命长远而已。远乃叹曰：‘佛是至极则无变，无穷之理，岂有穷耶？’因著《法性论》曰：‘至极以不变为性，得性以体极为宗。’”（《高僧传?释慧远传》）
　　慧远《法性论》的核心思想是“至极以不变为性，得性以体极为宗”。“至极”和“极”指涅槃；“性”指法性，即宇宙万物绝对真实的本性、体性，宇宙的本体、实体；“体”指证悟；“不变”指不生不灭、非有非无的永恒存在状态。慧远认为，涅槃以永恒不变为法性，要得到这种不变的法性，应以证悟涅槃为最高目标。修行者如果把握了不变的“法性”本体，就是达到了佛教的最高境界。涅槃是永恒常住的，无所谓寿命长短，所以，“长生”说是不可取的。“法性”说是慧远佛教思想的核心。
　　“至极以不变为性，得性以体极为宗。”慧远认为，佛教所谓的最高实体和超越现实一切变化的最高修行境界是二而一的。“法性”就是最高境界和最后归宿――涅槃。体认“法性”，进入“涅槃”境界，就是成佛。所以说，“法性”、“涅槃”和佛三者是同一个东西，是从不同角度说明佛教本体的。
　　二、著《沙门不敬王者论》
　　慧远著《沙门不敬王者论》，提出沙门不应致敬王者，倡导“内外之道可合而明”，借以调和儒佛关系。在此论中，他还提出“形尽神不灭”观点。
成帝咸康（340），车骑将军庾冰指责佛教僧侣蔑视忠孝，遗礼废教，伤治乱政，提出沙门应礼敬王者。安帝元兴（402－404）年间，太尉桓玄又想下令让沙门一律对王者尽敬，致书慧远征询意见。慧远提出异议，撰写《沙门不敬王者论》5篇：《在家》、《出家》、《求宗不顺化》、《体极不兼应》和《形尽神不灭》。认为在家修行的佛教徒应该遵循名教礼法，敬君奉亲，服从教化。而出家修行的沙门则不同，与世俗的教化生养无关，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化世导俗，是来破除世俗的愚暗，解除众生贪着的妄惑。所以，应高尚其事，而不必服从政治礼法的教化，不需奉行孝敬，尽敬王侯。
　　在《沙门不敬王者论》中，慧远还指出，佛教与名教只是理论形式和实践方法的不同，它们的根本宗旨是一致的，最终目的是相同的。“虽曰道殊，所归一也”，“如来之与尧、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则同。”两者是互为补充、相得益彰的，“内外之道，可合而明”。可见，慧远是在调和儒佛之关系，他既认同佛家的道德观念，服从于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封建礼制，又力图发挥佛教自身的特点，保持佛教自身的独立性。慧远的这种思想不仅为佛教界所接受，也得到统治者的认同。后来的儒佛关系基本以此为定位，即使在儒佛关系发生激烈冲突时，最终也没有超出慧远所规定的范围。这也是佛教这一外来宗教在中国立足、发展并成为传统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主要原因。所以说，慧远对佛教中国化的贡献是巨大的，他的理论成果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成功范例。
　　《沙门不敬王者论》还对神灭论者提出批评，认为佛教的最高境界是断绝生死，“冥神绝境”，使“神”达到一种不可知的超然境界。他认为，“神”非借助于形而成，它是“精极而为灵者”，可以脱离形而独立存在。而且，神有冥中转移的妙用，可从一形体转至另一形体，有如火之可以由此薪传于彼薪。薪有尽而火不灭，形有尽而神不灭。慧远以此来说明人的精神、灵魂是因果报应的承受者，也是成佛的主体。
　　《沙门不敬王者论》全文力图调和儒家名教与佛教教义的矛盾，并极力维护佛教的相对独立性，显示了中国佛教思想的鲜明特色，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文献。该文收载于《弘明集》卷五中。
　　三、倡导因果报应理论
　　因果报应说是慧远佛教思想中最有代表性和最有影响力的理论。
　　在我国早期的宗教和迷信思想中就存在善恶报应的思想。如《周易》中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也就是说，上天对于那些积善有德的人，会给予幸福吉祥，而对于那些作恶多端的人，必给予灾祸刑罚。东汉王充在《论衡》提到：“世论行善者福至，为恶者祸来，祸福之应皆天也。”道教的《太平经》也宣扬善恶报应，而且认为，“或身即坐，或流后生”，即如果本身受不到，后代子孙一定受到，祖宗的善恶行为，都影响到后代。
　　印度佛教传入我国之后，刚开始宣传的是“业报轮回”说。印度佛教的“业报轮回”说认为，由身、口、意三业所产生的善恶，必将得到相应的报应，从而引起人生的流转、轮回。
　　慧远把佛教因果报应说加以中国化。他把中国原有的善恶报应思想与印度佛教的轮回观相结合，并把因果报应的显现由现世推及到过去、现在及未来三世，把报应的承受者由子孙后代转变为行为者自身，增强了因果报应说的威慑力，因果报应说遂成为中国佛教最有影响力的思想。
　　慧远提出三业、三报说。在《三报论》中，他说：“三业体殊，自同有定报”。三业指身、口、意三业，包括人的行为、说话和意识活动。人的业有三种性质：善、恶和无记。在慧远看来，善业指信佛理，修功德，不怨恨人，在家对双亲要孝，对君要忠等，反之则为恶业。慧远又说：“业有三报：一曰现报，二曰生报，三曰后报。现报者，善恶始于此身，即此身受。生报者，来生便受。后报者，或经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后乃受。”人死后要根据生前所做的善业或恶业来转生为不同的生命，这就是轮回。在轮回中，人还有前生和后生，所以有“三生”或“三世”。人有三业，业有三报，生有三世，这就是慧远的因果报应说和轮回转生说。
　　根据因果报应理论，好人应该得到好报，但为什么有时候好人却得到恶报，而坏人却享福呢？对此，慧远在《三报论》中解释：“世或有积善而殃集，或有凶邪而致庆，此皆现业未就，而前行始应。”善人受祸，而恶人享福，是他们前世的行为所得到的报应，今世行为所得到的报应还没有显现出来。
　　慧远强调因果报应是“必然之数”，是人生、宇宙的必然规律。“故心以善恶为形声，报以罪福为影响。本以情感而应自来，岂有幽司？……然则罪福之应，唯其所感，感之而然，故谓之自然。自然者，即我之影响耳。于夫主宰，复何功哉？”慧远认为，有了善恶的因，必有福罪的果。因为有心的感召，而有福罪的报应，就如同有形就有影，有声就有响一样。这是自然规律，人人都不能逃避由自己的思想、行为所带来的结果。
慧远认为，信仰因果报应说的最终目的是要超越报应，进入“涅槃”境界。他说：“夫事起必由于心，报应必由于事。是故自报以观事，而事可变，举事以责心，而心可反。”即是说，报应是因为做了事，而做事是由心来指使的，所以，通过自己所受的报应来反思自己所做过的事情，从而来反问自心，使心反回本体。证悟的人反归本体，可以超出轮回，达到涅槃常住境界。而迷惘之人追逐外物，贪爱执著，永不会脱离轮回。由于情引起生死流转，而情的根是神，归根结底是神引起人的生死流转。所以，为了超越生死流转，就要“冥神”。“冥神”就是“反心”，停止精神活动。那么，如何停止精神活动呢？慧远在《沙门不敬王者论》中指出：“反本求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尘封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则生可灭；不以生累其神，则神可冥。冥神绝境，故谓之泥洹（涅槃）。”人只有停止了精神活动（“冥神”），对外界无所憎爱（“绝境”），才能超出报应，达到涅槃境界。
　　四、倡弥陀信仰，发愿往生西方净土
　　为了超越报应，摆脱生死轮回之苦，进入涅槃境界，慧远发愿往生净土，即西方极乐世界。他和弟子一百二十三人曾在阿弥陀佛像前建斋立誓，期生净土。在给弟子刘遗民、周续之等的信中，慧远指出：“意谓六斋日，宜简绝常务，专心空门，然后津寄之情笃，来生之计深矣。”刘遗民写的发愿文为：“夫缘化之理既明，则三世之传显矣。迁感之数既符，则善恶之报必矣。推交臂之潜伦，悟无常之期切。审三报之相催，知险趣之难拔。此其同志诸贤，所以夕惕宵勤，仰思攸济者也。”（《与隐士刘遗民等书》）慧远发愿往生净土，奉行念佛三昧，对于净土法门在南方的流行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慧远被后来的净土宗推为初祖。唐代僧人善导提倡专心念佛的净土法门，它非常简便易行，很快在民间流传起来。
　　慧远对佛教中国化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佛学理论已经有了浓厚的中国特色。他在般若学的基础上建立了法性本体论；建立了中国化的因果报应说；认为神是永恒不变的本体、法性实有。这些都标志着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的分离。慧远还努力调整儒佛关系，既认同儒家礼教，又坚持佛教的相对独立性，主张沙门不应礼敬王者，为后来儒佛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慧远佛教思想体系的建立，是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一座里程碑。他对后世的影响，正如谢灵运在《庐山慧远法师诛诔》中所说：“释公（指道安）振玄风于关右，法师（指慧远）嗣法流于江左，闻风而悦，四海同归……年遂从心，功遂身亡，有始斯终，千载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