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恩论坛】唐代士大夫奉佛热的缘由
发布日期：2014-08-30
作者: 常静法师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比较清明的时代。政治的安定推动了文化和宗教的发展。在这种文化氛围下，唐代的文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尤其是唐诗，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繁荣局面。诗歌的繁荣，催生了许多文人士大夫。与此同时，唐代佛教文化的发展也达到了鼎盛时期。佛教的八宗在此时都已经出现，并得到逐步发展，佛教的思想观念日益深入人心，社会各阶层人士有很多人都接触并信奉佛教。在这种信佛风潮的影响下，作为上层人士的文人士大夫不可避免地会接触佛教，有的还成为虔诚的佛教徒。
在唐代佛教流行的各个宗派中，文人士大夫受到禅宗的影响最深。很多士大夫与禅僧交往，问道参禅，成为当时的社会风气。据《佛法金汤篇》、《居士分灯录》、《高僧传》等文献记载，唐代与禅宗有密切联系的士大夫主要有：韩愈、柳宗元、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颜真卿、杜鸿渐、王勃、权德舆、裴秀、刘禹锡等。他们中有的从小出生于佛教家庭，有的起初反佛，后来信佛，也有的因仕途失意从佛教中寻求慰藉而信佛。由于当时在社会上有影响的士大夫的奉佛，直接带动了一大批士大夫的信佛热潮。
唐代士大夫对奉佛热的表现有多种形式：他们或与禅僧郊游，或参禅打坐，或入寺隐修，或推究禅理，或集参禅、悟道、究理于一身。诗佛王维就是一位奉佛的典型代表。王维出生于一个佛教家庭，他一生信佛非常虔诚。他还为自己取了一个佛教名字，叫“摩诘”。他曾与大荐福寺道光禅师为友，“十年座下，俯伏受教”。平日吃斋念佛，退朝以后焚香独坐，在日常的奉佛行持中，他表现出对佛教的虔诚信仰和对禅意的执著追求。唐代宰相裴休出生于一个世代奉佛的家庭。他在钟陵为观察使时，曾将西运禅师由洪州高安县黄檗山迎至州治龙兴寺，早晚问道。迁至宛陵，又迎希运至所在，安置在开元寺，朝夕受法。后来他将希运禅师的问答汇编成书，名曰《筠州黄檗山断际禅师传心法要》。除了参学希运禅师外，他还拜当时大唱“禅教合一”的宗密大师为师，他对宗密的禅法有透彻的了解，宋赞宁说：“有宗密公，则有裴相国，非相国何能知密公。”（《宋高僧传》卷六）文学大家柳宗元在柳州期间，常与禅僧交往，“一时南方诸大德之名多出其手”。他给慧能撰写的碑铭就是一例。柳宗元的挚友刘禹锡与禅僧交往更加广泛，南岳衡山、牛头山、杨岐山等处的禅僧皆与他有往来。他还根据当时佛教的状况提出了“方便无非教，德行不废禅”的教禅一致主张。与禅宗关系比较密切的还有白居易、韩愈、李翱等，不一而足。
文人士大夫奉佛的缘由各种各样，其中最主要的有社会原因与佛教原因。社会原因是士大夫寻求佛教信仰的根本原因。众所周知，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高度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政治矛盾、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十分激烈。那些通过读书登上仕途的文人士大夫怀着满腔报国热情，希望实现他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伟大抱负。可是，他们的理想与现实之间总会存在很大的反差，在封建制度下，他们所选择的仕途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官场的黑暗和斗争常常使他们感到烦恼困惑与不安。对于那些在科举考试中失意的人来说，他们更需要心理的慰藉，这些主观方面的需要，使他们希望在佛门中来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并希望能在佛教中得到满足和安慰。这是士大夫渴望参禅的主要原因。唐代诗人白居易就是一位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转向虔诚信佛的人。白居易出生于仕宦之家，其高祖、曾祖、祖父都曾在朝为官，父亲为朝奉大夫、襄州别驾、大理少卿，累赠刑部尚书右仆射。白居易自幼聪明好学，6岁时就能作得好诗，29岁时参加科举考试，以第四名进士及第，31岁时，试书判拔萃科，32岁被授校书郎，从此步入仕途。元和三年（808年）拜左拾遗。当时任宰相的李吉甫对指斥朝政的牛僧孺等人不满，或黜或贬。初任拾遗的白居易上《论制科人状》，极言不当任意贬黜，因此得罪了李吉甫及其子李德裕，不幸陷入当时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在此后几十年的牛李党争中，白居易始终为李德裕所排挤，由此决定了他一生仕途不顺利。元和九年（814年）冬，授太子左赞善大夫，后因上疏请急捕刺武元衡者，为宰相所恶，被贬为州刺史，又为中书舍人王涯所谗，追诏再贬为江州司马。此次连续被贬，对白居易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和教训，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为避祸远嫌，“不复愕愕直言”，“世事从今口不言”。在江州，他自称为“天涯沦落人”，以游历山水、作诗为事，为了排解心中的郁闷，他转而事佛，企图从佛教中求得解脱。
白居易在江州四年，后移忠州，元和十五年召还。宪宗崩，穆宗继位，授中书舍人，后又拜尚书主客郎中，知制诰，加朝散大夫，转上柱国。白居易精神重又振奋，诗云“得水鱼还动鳞发，乘轩鹤亦长精神。”但因当时朋党之争仍很激烈，他不但不能有什么作为，而且“终日多忧惕”，惊叹“高有罾缴忧，下有陷阱虞”。很快又感到失望。他恐再遭权幸谗害，不敢久留朝中，便请求外任，于长庆二年（822年）出为杭州刺史，避开了朋党残酷倾轧的朝廷。从此思想完全转入对佛教的信仰。他曾作诗云：“谁知名利尽，无复长安心。”“敢辞官远慢，且贵身安妥。”荣枯任之，听天由命，颇有些与世相忘的意思了。
纵览唐代士大夫奉佛的佛教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是佛教环境对士大夫的影响。唐代是佛教发展极为兴盛的时期，寺庙林立，高僧辈出，特别是佛学的高度发展，形成了具有我国特色的八大宗派。在这种充满深厚佛教色彩的环境之下，文人士大夫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佛教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佛教众多宗派之中，禅宗的反对语言文字和执著名相的观点，以及主张“观照自心，顿悟成佛”的思想理论，给士大夫一种极为神秘的感觉，他们希望探讨禅宗的奥秘，希望从中找出解脱人生痛苦和烦恼的答案，于是开始接触佛教。有很多人在接触佛教之后，深为佛教禅宗博大精深的哲理所吸引，从而把对佛教的探究转为虔诚的信仰。
其次是受高僧影响的结果。唐代出了许多高僧，而且这些高僧不仅通达佛理，而且能诗善画，对中国先秦诸子百家之学，他们尤为精通。这些著名的高僧有玄奘、鉴真、五祖弘忍、六祖慧能、马祖道一、百丈怀海、青原行思、药山惟俨等。这些高僧在当时因声名远播，于是引来了许多士大夫慕名来访。这些文人士大夫在与高僧交往过程中，不仅能够相互之间吟诗唱和，而且还经常从高僧那里得到佛法的教益，在高僧人格和学养的双重影响下，许多士大夫纷纷皈依佛门，成为护持佛教的虔诚信徒。在因亲近高僧而奉佛的士大夫中比较有名的是李翱（772－836）。李翱，字习之，陇西成纪（甘肃天水）人。贞元十四年（798）进士，性情较直，曾面斥当朝宰相李逢吉，罢为庐州刺史，后迁桂管湖南观察使，山南东道节度使，检校户部尚书，他曾从韩愈学文章，文学主张大抵与韩愈同，他是中唐著名的古文家。李翱在湖南任朗州刺史时，因仰慕惟俨禅师高风懿行，入药山拜谒惟俨禅师。当他见到禅师时，惟俨正手执经卷读诵，禅师身边的侍者提醒惟俨说太守在这里。但禅师仍然诵经不辍，并没有去理会站立一边的李翱。李翱由于脾气急躁，就脱口说道：“见面不如闻名。”说罢转身欲走，惟俨在后面喊：“太守”！李翱条件反射地应答了一句。禅师说：“你怎么重视耳朵而轻视眼睛呢？”李翱赶紧拱手谢罪，问禅师：“什么是道？”禅师用手上下指了指，说：“懂了吗？”李翱说：“不懂。”惟俨禅师就说：“云在青天水在瓶。”李翱听了深悟个中禅意，便作诗一首赠禅师：“炼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
诗歌赞颂了惟俨禅师学修并进的修道精神。同时表明他自己也从“云在青天水在瓶”的禅语中得到了启迪：原来“道”正如天上的云朵、瓶中的清水一样，无处不在，充盈在天地万物之中。只要我们顺其自然地体悟，就会有助于我们开启智慧之门。
此外，李翱还有一道赠惟俨禅师的诗：“选得幽居惬野情，终年无送亦无迎。有时直上孤峰顶，月下披云啸一声。”对惟俨禅师淡泊名利，超凡脱俗的品格给予高度评价。
第三，佛教的善巧教化和当时儒佛文化的合流也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因素。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融合中得到了发展。特别是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交互融合更加深厚。因此，作为一个希望以儒学经典通过科举考试的文人来说，他在深究儒家学说的同时，自然而然地会接触佛教思想，他们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佛教和儒家有许多相似之处，并且能够相互弥补各自的不足。他们在儒佛思想的双重影响之下，很多人认识到佛教对净化人心，解除人生烦恼的重要作用，他们于是毫无选择地信奉了佛教。
不管是由于社会原因还是在佛教的影响下而信佛，唐代士大夫的群体奉佛形成了一股热潮，成为唐代思想文化领域中一道靓丽的风景。他们一方面从佛教中找到了解决人生烦恼痛苦的方法，从中得到了精神的慰藉。另一方面，他们经常以诗歌为弘法手段，在诗文中阐释佛理和自己对修学的感悟，推动了唐代佛教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