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缘说法】谈佛教文化建设与佛教复兴
发布日期：2014-08-30
作者: 可祥法师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关于文化的定义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既然是总和，当然也包含佛教在内，因为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原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曾经指出：“佛教传到中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中国的影响是比较深远、广泛的。讲中国的传统文化，其中的一部分就是佛教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佛教文化是分不开的。”（《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第244页）从文化的历史角度来判定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准确无误的，但从佛教的角度来看，佛法还是佛法，佛法就是宇宙、人生等方面客观存在的实相，所谓“法尔如是”、真实不虚，佛法有别于文化，佛法是究竟圆满、启迪觉悟人生的真理，是超越文化的存在。随着社会的发展，从佛法的精髓中放射出的光芒，在哲学、文学、艺术、伦理等社会学领域，乃至医学、化学、天文学、生命科学等自然科学领域，均产生了巨大影响，基于此，将佛教统归于文化的范畴，在理论上也是正确的。
台湾星云大师提出“以文化来弘扬佛法”的理念，是契理契机，实践证明是具有前瞻性。大中华的佛教在新世纪如何适应时代的发展，这就要大力加强佛教文化建设，此与振兴佛教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佛教不能落后于时代，掌握时代脉搏，抓住国家支持繁荣文化建设的大好机遇，继承发扬优良的佛教传统文化，并加以创新发展，是佛教生生不息的动力，也是佛教从衰落走向辉煌的必由之路。
佛教之所以具有超强的生命力，二千余年来经久不衰，与其根据时节因缘，不断做出符合时代要求，阐发佛教精神及理论创新是分不开的。无论以何种方式来弘化，其落脚点都体现在文化建设上。佛教传入中国后，大乘八大宗派应运而生，究其原因，除了原始经典是各宗派立宗的依据外，立宗者对教义创造、发挥出独特理论也是奠定了立宗的重要因素。如天台宗的实际创始人智者大师，就是以其超人的智慧著述了《法华文句》、《法华玄义》、《摩诃止观》等“天台三大部”，吸引了广大的士大夫阶级等知识分子对天台宗的研究，在隋唐时期天台宗盛极一时，这应归根于智者大师敢为人先，在理论方面勇于创新，充分发挥教义内涵的结果，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其高瞻远瞩注重文化建设的成就。
禅宗可谓是诸宗派中一支独秀，最繁荣时达到五家七宗，与其禅学义理的创新不无关系。禅宗的宗旨为“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通常人们理解为参禅只是打坐，是证得开悟的唯一途径，无需繁琐的义理文字，其实这是误解。“不立文字”，是指修行开悟不要执著、拘泥于文字，因文字内容易使人产生所知障，障蔽心性，“不立文字”不等于不要文字。有关禅宗方面的论述著作浩如烟海，比其它宗派数量更为丰富。尤其六祖慧能大师所著述的《坛经》影响深远，为禅宗弘传奠定了坚实基础，其弟子们无不受益于慧能别具一格的禅法而开启智慧。无论是天台宗的智者大师，还是禅宗的六祖慧能大师，他们之所以成为一代宗师，名垂青史，以其对佛法的理解和把握、创造出新的理论是分不开的。创新其实就是继承，是更高层次的继承，这是以人为本的宗教才拥有的气度，充分尊重个人的理论创造和聪明才智。俗话说：“有思路就有出路。”要想加强佛教文化建设与佛教复兴，就是要有大胆的思路和敢于建言立论的智慧。
近代佛学泰斗太虚大师，被学界称为是一位划时代人物，没有太虚的果断勇气和锐意进取的精神，以及对近代萎靡不振的佛教大胆改革的思路，就不可能有后来的“人间佛教”。大师首先以理论为先导，对“教理、教产、教制”三大改革，撰写出一系列理论文章指导实践。同时以坚定毅力，审时度势，以兴办教育和文化建设为切入点，创办《海朝音》杂志，以文化方式来弘扬佛法，促进改革。在他的积极影响下，佛教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据最近出版的《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统计，多达100多种刊物，这与太虚大师的提倡是分不开的。实践证明，没有革故鼎新、注重文化建设的前瞻性，就不可能有今日蓬勃发展的“人间佛教”和如火如荼的文化建设成就。所以，文化建设与佛教复兴是息息相关。
文化建设需要载体，载体既展现文化实质又反映佛教主体精神，二者是分不开的。佛教文化建设首先要有百花齐放、不拘一格的学术氛围，尽可能地把握中国特色的佛教主旨，更多运用人文思维方式等颇有见地的思想观点，运用艺术、文学、哲学等文化形式，以时代人文关怀的要求，将佛教博大精深的文化展现出来，先决条件必须构筑现代文化载体。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大陆佛教界编辑刊物已达上百种。此外还有近几年佛教界所出现的编史修志热潮，以及举办各种不同题材内容的论坛活动等，从不同角度彰显各地佛教历史特色，足证中国佛教界今天开始注重佛教文化建设。
从历史的视角看，假如没有司马迁重视文化建设的奉献精神，就不可能有史学巨著《史记》的出现，后人就无法系统地了解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至汉武帝这段跨越3000多年的历史。鲁迅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典籍之一，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史记》已成为研究历史、政治、文学等学术领域专家和学者们的案头宝典。俗语说：“盛世修史。”《史记》成书于汉武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时代之一。一个注重文化建设的朝代，才能孕育出一个盛世；有文化建设的繁荣，当然也会促进各行各业的繁荣发展。
姚秦皇帝姚兴迎请鸠摩罗什入长安，翻译佛典，共译出《大品般若经》、《维摩诘经》、《妙法莲华经》、《金刚经》、《大智度论》、《中论》、《百论》、《成实论》等35部294卷，鸠摩罗什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翻译家之一。由他翻译过来的经典，本身就是典雅瑰丽的文学作品，促进了佛教中土化，对奠定其主流文化地位产生了积极作用。玄奘大师历经千难万险，千辛万苦赴天竺取经，他翻译了600卷《大般若经》及大量的其它佛教经典，被尊为中国佛经四大译师之一。同时，他所著述的《大唐西域记》，成为中外学者研究古代印度历史的重要史料依据，为中印两国文化建设与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被鲁迅称为“中国的脊梁”。看来要进行文化建设，首先必须要有勇于担当的意识、不屈不挠的意志、过人的胆识魄力和身体力行的自觉精神。
佛教从两汉之际传入，起初借用中国典籍中固有的名词、义理来解释佛教教义，逐步与中国原有的道教和儒家的文化互相接触、交流、碰撞、包容、吸收、融合，经过几百年的磨合，逐渐展现出佛教本有的性格特征来。这期间，佛教自身不断加强文化建设，体现合乎时节的理论创新和各种艺术的表现，从而决定了佛教的日趋繁荣。纵观每个时期佛教的兴盛，都缘于以文化建设为先导。文化知识使人明理，促人正信，导人向善，助人明心见性、解脱自在，文化的作用可谓强大。而今天，我们提倡佛教文化建设，既要有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胸襟，融合不同意见，使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又要注意弘扬佛教本质精神，提供时代人文精神之关怀，使我们所提倡的文化，成为构筑和谐社会的精神食粮，成为断除贪、嗔、痴三毒，启迪人生智慧、使人积极向上的良药。
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在寺院的修复工作方面倾注了不少人力和财力，但在文化建设方面却投入甚少，难如人意。在这个科技昌明、知识爆炸的时代，文化发展可谓日新月异，佛教文化建设更是关系到未来佛教复兴发展的头等大事。虽然在教界，不少有识之士已经在文化领域做出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如编修大藏经，出版图书、刊物，兴办网络弘法等各种形式的文化建设，但这些可以说是万里长征刚刚迈出一小步。佛教的复兴发展寄希望于四众弟子，要有百尺竿头更须进步的常精进力，潜心于教理的研究，努力于文化的建设，才有可能实现中国佛教全面的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