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缘说法】普陀归来话观音
发布日期：2014-08-30
作者: 王世和(舟山)
小时候，每每听长辈讲起佛、菩萨、观世音……，总感到既神秘，又新奇。也许是“缘”吧，
1968年10月，我大学毕业后，前来素称海天佛国、渔都港城的舟山市报到。谁知，又正巧被分配到四大佛教名山之一的观音道场——普陀山工作，且一住就是5年。此后，虽到县、市任职，但由于陪同来宾、联系工作、参加活动、调查研究……曾一次又一次地往返其间，得以接触佛界名流、大德高僧，渐觉佛教文化的博大精深与厚重。随着时间推移，岁月流逝，更加日益深切地感悟到观音信仰的传入、演变，以致沉积为一种文化，对经济、社会尤其是旅游事业的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观音，又称观世音，在佛教信仰中最负盛名。历经几千年的弘佛运动，因其“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而与众生结缘最深。
中国民间的风俗、文化、思想，从未被某一种宗教统治过，往往兼收并蓄，既保持传统的，也不排斥外来的。观音自东汉末年伴随着佛教传入中土以来，也在漫长的吸纳、流传、演变、再造过程中，最大化地融入了传统多元的思想理念和审美情趣。中国民间传说中的观音集释、儒、道于一身，对于民众的风俗、文化、思想均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查阅史籍，观音无论在印度、在中国均名号不一，身世各异。据印度佛典所载，一说为远古删提岚国转圣轮王无诤念的太子；一说曾为阿弥陀佛的宿世之子；一说为过去世的一个宝意童子；等等。而在现存资料中，中国的观音最早见于东汉译出的《成具光明定意经》和六朝陆杲的《观音应验记》等，《佛祖统纪》记载了唐宪宗元和年间的马郎妇观音；至宋代朱弁所撰的《曲洧旧闻》，则明确地说“观音为妙庄王的三公主”。此后，一大批关于观音的灵异传说、传记文学的涌现，无疑推进了观音女性形象在认识上的社会趋同性。于是，一个被艺术家们誉为“东方维纳斯”的聪慧秀丽、端庄慈祥的汉家女子形象日渐取代了印度佛教中的“勇猛丈夫”。
关于观音形象的女性化进程，学界大多认为始于南北朝，而渐盛于唐代晚期，风行于元明以还。人们见其衣着华丽，装饰繁缛，极具母性的慈爱仁和，而奉为女性之神。观音形象的女性化，究其内旨，既是佛家悲愿婆心的形象表征，也是在亘古历久的封建体制下，平民百姓尤其是妇女们的一种企求。她们在政治上无权利，经济上无地位，爱情生活不自由。不消说广大下层妇女生存的困顿与精神的压抑，就连曹雪芹笔下“钟鸣鼎食”的大观园，也上演了一幕幕“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的社会大悲剧。可见，她们多么需要有人倾听其心中的隐秘与悲苦，多么需要慈母般温馨的慰藉和呵护啊!观音形像的女性化表明了唐朝妇女社会地位的提升，也可以说，是大唐帝国较为开明的妇女观的一种艺术折射。试想，处于严守“男女授受不亲”旧礼教的封建社会里，女信众倘若在深闺中悬挂男菩萨的画像，并对之顶礼膜拜，倾吐心声，也总有诸多不便吧。而在种种应化身中强调其女相应化，可谓既符国情，又合人伦，也得民心。
然而，按照佛理，佛和菩萨亦男亦女、非男非女，超越男女之语言概念。如《妙法莲华经》就说观音能显现各种化身救度众生，随机现作贤达男士、慧丽女子、或作童男、或作童女；《楞严经》也明言观音能现众多妙容，“或慈、或威、或定、或慧”；而民间则盛传观音有“三十三应化身”，叫普门示现，即有三十三种变幻不同的身态。人们最多见的是其身着白衣，在莲花座上低眉垂目趺坐的形象，这大概是观音的常态。而千手千眼身则为智勇双全的象征。这一可以随意示现的特点，给了历代大德高足和艺家术士以无限宽广的遐思和创作的空间，遂打造出名目众多、千姿百态的观音形相，留下了绘声绘色、引人入胜的美丽传说。
佛教作为“舶来品”，之所以能在中国传播，抑或其与华夏古代哲学思想、传统文化胶漆相融有关。古人曾有“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训”的说法，而从字形上推理，“佛”字亦寓“已所不欲，弗施于人”，将心比心，推已及人之义。观音信仰在我国的影响尤为深远，所谓“家家观世音，户户阿弥陀”，说明了昔人对观音的广泛信奉。细细推究，魏晋时期的动乱应是使观音信仰得以风行的社会根源。在长达370年之间，南北战乱四起，政局动荡不安，百姓苦难深重。
人们祈望有一位救人于水火，解民于倒悬的救世主，终于选择了能“普度众生”的观世音。此后，在频频生发的天灾人祸面前，陷于失望甚至绝望境地的平民百姓，无时无刻不在呼唤拯救者，也将观音视为与乐拔苦、有求必应的慈悲菩萨，并从中寄托了企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美好心愿。诚如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基辛所说：“宗教强化了人类应付人生问题的能力，这些问题即死亡、疾病、饥荒、洪水、失败等等。在遭逢悲剧、焦虑和危机之时，宗教可以抚慰人类的心理，给予安全感和生命意义，因为这个世界从自然主义的立场而言，充满着不可预料，反复无常和意外的悲剧。”我国民间长期来信奉观音的原由似亦缘于此。普陀高僧妙善长老曾说过：“人们仰慕观音大士大慈大悲、寻声救苦的悲心与愿力，前来拜观音、求观音，以期得到人生的幸福安宁。”而今，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普陀山全山方丈戒忍大和尚热心公益事业，多次捐资助学，正是弘扬观音文化的无量善举。
观音既是受人膜拜的宗教圣像，也是令人神往的艺术珍品。遍览华夏大地的诸多佛寺，凡观音及其所在地，每每成为亮丽的景点乃至旅游的热点。如北京广济寺圆通殿有金铜观音立像，是元代作品；杭州灵隐寺、宁波天童寺都供有鱼篮观音立像；昆明圆通寺建有观音大殿，更把观音当作主要的供像……。不独佛寺，名山亦然。在任何一处佛教名胜之地，均可看到形态不同的观音造象。她的魅力，有宗教的，也有艺术的；有直觉的，也有理性的……，无论从哪个角度，都难以抹杀这些金铸、木雕、泥塑、石刻的造像存在的特异价值。
观音艺术造像不仅是观音信仰的产物，也是观音信仰传播的媒体。普陀山自唐代创建观音道场以来，迄今已逾千载。山中梵刹遍布，宝相林立，堪称“震旦第一佛国”。普陀观音更是中华观音艺术苑中一束璀璨的奇葩，“不肯去观音”、“南海观音”、“杨枝观音”、“紫竹观音”，等等，均是观音道场卓而不群的艺术珍品。那美仑美奂的艺术造像，恬淡虚静的艺术境界，这尊“东方维纳斯”般的美神与南海普陀山秀丽风光的最佳结合，可谓天造地设，举世无双。使人们透过作品每每感受到禅者心灵的宁静与和谐，在凡尘的喧嚣中倡导了一种积极入世，劝喻向善的社会风尚。
20世纪初，经一代高僧印光、弘一大师发起，上海净缘社曾辑印《历朝名画观音宝相》行世。画册分上下两部，共辑录了历朝名画120幅，附录丝绣、石刻22幅。至纪末，妙善方丈为使观音宝相长留天地间，令工摹本，悉镌石碑，植于普陀山慧济寺之观音殿。尝闻台湾亦出版过此类画册，惜於交流不便，大陆能见到者不多。如今，普陀山与观音文化不仅成了朝圣观光的一条生命线，而且已成为华夏民俗、文化、思想的有机构成。凡从事中国民俗学、文化史研究者，不能不涉及。推而广之，对观音文化的研究若能较为深入地进行，对于美学、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民间文学的研究无疑亦能提供一定的佐助。
据传，原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刘文典先生在课堂上常发惊人之语。有一次，学生向他讨教如何写好文章。他随口便说：“只须拜观世音菩萨就行了。”学生不解，他解释道：“‘观’是多观察；‘世’是要懂得世故；‘音’是要讲究音韵；‘菩萨’，即是要有救苦救难的菩萨心肠。”套用他的话，“观”是要多观社情；“世”是要洞悉世态；“音”是要倾听民意；“菩萨”，即更要有爱心、善心、慈悲心。那么，构建和谐、平安、文明社会的大文章也许就能做得更有声有色有成效了。
“信仰不同，互相尊重。”虽说，无神论者不相信物质世界和意识形态之外的存在，但对“神”的“敬”与“不敬”并不是判断是与非的标准。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对某位“神”、“佛”或神话中理想人物的尊崇并不等同于迷信，恐怕更多的还是对真、善、美的执着希冀和追求。因而，无论对宗教还是非宗教的美的形象，都宜持理性的态度。前些年，我市适时提出了“创海洋文化名城”的构想，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赞同。其内涵之一就是要深层次地开掘佛教文化，做好观音文章。鉴此，对舟山市来说，观音文化是海洋文化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化大力气广泛深入持久地进行宗教的、文化的、艺术的等多门类、分学科、交叉式的综合研究，乃是历史和时代赋予的重任。而从现实意义上来说，树立观音品牌，做好观音文章，弘扬观音文化，对于舟山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文化名城亦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