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谈佛】中国古代佛教中的人间佛教思想的发展(连载二)
发布日期：2014-08-30
作者: 黄夏年
（接上期）
二、隋唐佛教“佛在世间觉”的思想
隋唐时代是中国汉地佛教的鼎盛时期。外来的印度佛教经过中国人的消化和理解，成为中国化的宗教。于是中国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先后创立，出现了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密宗、净土宗等。大一统的社会环境，使南北两种不同风格的佛教开始发生融合，每个宗派都力图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天台宗讲“三谛圆融”，法相宗讲“五位百法”，华严宗讲“一真法界”，禅宗讲“见性成佛”等等。这一时期，佛教的译经事业达到了顶峰。国家专门成立了译场，聘请僧人主持译经工作。译场分工明确，手续完备，要求严格，质量精到。在民间，佛教深入人心，佛教建筑、艺术都达到了最高水平，还出现了宣讲佛经的俗讲和变文的通俗文学。中外佛教的交流也全面铺开，各国僧人活跃在丝绸之路上，佛教还向东传到日本和朝鲜。佛教与儒、道一起鼎立，全面融入社会，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中国传统宗教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
佛教之所以在隋唐时期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功，除了得益于两汉魏晋南北朝的理论建设和统治阶级的大力扶持外，最重要的一点是佛教在民间取得了广泛的影响，佛教这时已经深入到社会底层，在人间产生了重要作用。这一时期，中国佛教各个宗派在发展丰富自己的理论时，不断地参与社会活动，应机说法，扩大本宗的影响。
中国佛教第一个民族化宗派天台宗的实际创始人智顗，融合了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南方重义理，北方重实践的佛学特点，主张止观并用，既要重视学习理论，又要重视坐禅。他强调心、真如等同，世界万有，各种事物皆为一心的产物，是为“一念三千”。同时一心非在物外，也非在物前，为“心具三千”。世界上事物都是虚幻不实，显现空相，是一种假名。但是它不是全空全假，而是非空非假，从中道来认识这种空假，就体现了空假中为一，是名“三谛圆融”。在修行上，天台宗要求“一心三观”，即观空、观假、观中，只有实行了这种观法，才能除掉“无明”，获得涅槃解脱。智顗还进行“五时判教”，将佛教分为华严时、鹿苑时、方等时、般若时、法华涅槃时五时。认为自己是最高的法华涅槃时；又分为顿、渐、秘密、不定化仪四教，藏、道、别、圆化法四教，天台宗属于教义圆满的圆教。智顗除了广泛吸纳各种思想建立了天台宗的独特的理论体系之外，还广交权贵，先后得到了陈朝、隋朝统治者的青睐，礼拜他为师，同时他还非常注重佛教与社会相结合，强调佛教在人间的重要性。他明确提出：“自行之权，即自行之实。如一切世间治生产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一色一香，无非中道。”天台宗的理论特点之一是讲“具”，包括开方便法门的“权”的“不具”与终极究竟圆满之理的“实”的“具”两个方面。在天台宗看来，“权”只是为了弘法而建立的一时方便的“权宜”之道，“实”则是体现佛性的“究竟实相”的圆满之道，也是天台圆教的最圆满的“实相”之理。从弘法的角度来说，“权”与“实”是一体的，前者只是一种手段，后者则是根本目的，所以两者是“不二”的，也是“一”的。天台宗强调“开权显实”，开不具之权，显圆具之实，只有“具足究竟权实二智，方能究尽实相之实，诸法之权。”智顗从“权”“实”关系，把世间的一切“治生产业”都看作“与实相不相违背”，体现了佛教的“中道”，也就说明了，佛法与世间是一体的，佛只能在世间中求得。智顗创教后，经五祖灌顶的弘扬，盛极一时。此后渐渐衰落。中唐时天台宗曾经一度中兴，九祖湛然进一步提出了“无情有性”的思想，主张草木砖石也有佛性，都具有成佛的种子，湛然一方面继承了智顗的一切“治生产业”“与实相不相违背”的思想，同时又将成佛的外延进一步扩大，拓深与发展了佛在世间求得的理论内涵。
中国佛教走人间道路最成功的派别是禅宗南派。该派实际创立者六祖慧能则是提倡佛法在世间的最著名的僧人之一。生于斯、长于斯的传统文化环境，给慧能充足的养分，使他能对外来的印度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情况非常了解，同时根据中国佛教的现实情况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慧能在禅思想上，最重要的是提出了`“当下成佛”的理论，主张佛性当有，自性成佛，要人在自己身上找到证悟成佛的依据，而不是将成佛的希望寄托在外在的力量方面。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明，它符合中国人“尚简”的思维习惯，同时又把繁琐的修行方法与过程解放出来，更重要的是直接给众生指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修行成佛的新路，所以慧能在身后有重大的影响，受到弟子们的崇奉，这与他的创造力是分不开的。
禅宗是中国汉地佛教中最有影响、最有特点、历史最长、且具民族化特点的一个宗派，如果按照宗门的传统说法，它已经有1400余年的历史；按学者的看法，也至少有1200余年的历史了。对中国汉地佛教而言，禅宗的建立，是中国宗教史上的一次变革，特别是六祖慧能的南宗出现，更被认为是中国汉地佛教史上的一次宗教改革，之后，中国的汉地佛教逐渐成为禅宗的天下，并且一直流传到现在。
慧能对中国佛教的人间道路的理解是：“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正见名出世，邪见名世间。邪正尽打却，菩提性宛然。”禅宗思想的特点是主张开发自性，以心传心。信徒可以不拘形式，不执著于名词概念，不立文字，只要内心直觉顿悟，即心即佛，即可完成见性成佛的顿悟法门。
慧能及其以前的禅法非常强调禅定的过程和形式。以往的禅法有“四禅八定”，观法有“十不净观”和“四十业处”等，非常繁琐，东晋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罗译的《达摩多罗禅经》对禅修的方法做了长篇的论述，就非常典型，其序中强调：“夫三业之兴以禅智为宗。虽精粗异分而阶籍有方。”“阶籍有方”四个字可说概括出早期禅法的特点。禅宗初祖菩提达磨的“二入四行”理论虽然在以往的禅法上有所改进，指出：“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的理论特点，但是在修的方法上，以“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不随他教，与道冥符”为其特点，其中“凝住壁观”四个字，还是说明以坐禅的形式来演敷佛法，仍然在走过去的理路，只不过不同的是，他的“行入”法中，更多地强调了“随缘而作”的一种自然主义的思维方式，这与过去那种“阶籍有方”的固定思维训练观法又进了一步，更显出了它的活力。而慧能在禅思想上更多的表现出中国人的宗教意识，《坛经》说：“何名坐禅？此法门中，一切无碍。外于一切境界上，念不起为坐，见本性不乱为禅。何名为禅定？外离相曰禅，内不乱曰定。”这是说坐禅不仅仅是一种形式，更重要的是识见本心，“见本性不乱”才是禅的目的所在。“外禅内定，故名禅定”的思维方式，则将这些禅法的思想又做了提炼，坐禅不取决于外境，关键是在于内心，因此他的“外离相曰禅，内不乱曰定”的禅定理论也是对以往的禅学思想的一个总结。
慧能在五祖弘忍处作了得法偈，“心是菩提树，身为明镜台。明镜本清净，何处染尘埃。”得到了五祖的印可，认为“见自本性”，付与祖衣。慧能将过去的渐修渐悟的禅修行思想予以了改造，明确地提出自心自佛，见性成佛的思想。他说：“善知识，法无顿渐，人有利钝。迷即渐劝，悟人顿修。识自本心，是见本性，悟即元无差别，不悟即长劫轮回。”这是说对每个修习佛法的人来说，感悟是非常重要的。慧能指出了每个人对佛法理解的利钝之别，但是在他看来，这并不是主要的，因为“人有两般，法无南北”，佛性本来是每人都具有的，关键是看我们去怎样找出它来。所以他又说“善知识，见自性自净，自修自作自性法身。自行佛行，自作自成佛道。自悟自修，即名皈依也。”这里的“自性自净”、“自行佛行”、“自悟自修”之“自”字，充分说明了一切都是由缘“自”而得的，也就说明了以“自”为主体、为受体的重要性。
慧能非常强调“直心”的修行，说：“一行三昧者，于一切时中，行住坐卧，常行直心是。《净名经》云：直心是道场，直心是净土。莫心行谄曲，口说法直。口说一行三昧，不行真心，非佛弟子。但行真心，于一切法上无有执著，名一行三昧。”这里值得重视的是“行住坐卧，常行真心”之八个字，由于有了这几个字，于是就对“直心是道场，直心是净土”有了更进一步的阐发，也就必然在逻辑上可以推论修行就在日常的生活中取得，不必去专门执著于坐禅止观，“直心”即在生活里见到，不必守心而找心。在慧能看来，只有“迷人著法相，执一心三昧。真心坐不动，除妄不起心，即是一心三昧。若如是，此法同无情，却是障道因缘。”所以他认为，修行不必在寺院里，就是在家也可以取得。他说：“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施行，如东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恶，但心清净，即是自在西方。”慧能的这一禅法思想，实际上契合了中国人尚直捷的思维特点，在生活中修行，修行不离世间，“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于是把修行的目标与现实生活的距离拉得更近了，在中国禅法思想上跨出了重要的一步。他的后继者将这一思想做了发挥，最后形成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南宗禅思想的重要特点之一。
虽然史载慧能不识字，也许他还少于读经，但是他听经即悟，有天生的悟性。他提出“三十六对”说，“举三科法门，劝用三十六对，出没即离两边。说一切法，莫离于性相。若有人问法，出语尽变，皆取对法，来去相因，究竟二法尽除，更无去处。” “三十六对”概括了世间出世间的各种关系，代表了慧能对世界的看法。故他强调：“此三十六对法，解用通一切经，出入即离两边。”在此基础上，他自由解经，将不二法门用到了讲经说法上，例如在迷与悟的关系上，他认为：“善知识，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即缘心迷，不能自悟，须求大善知识示道见性。善知识，愚人智人，佛性本无差别，只缘迷悟；迷即为愚，悟即成智。”迷与悟的不同，只在“一念”之间，由于佛性本有，本无差别，迷悟皆为自开，所以“迷即为愚，悟即成智。”迷与悟之间是相辅相成的。“迷人若悟解心开，与智人无别。故知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若悟，即众生是佛。故知一切万法尽在自身心中，何不从于自心，顿见真如本性。《菩萨戒经》云：我本源自性清净。识心见性，自成佛道。《净名经》云：即时豁然，还得本性心。”又如关于空与不空的关系，他指出：“自性上说空，正语言本性不空。”空即是自性空，不空只是一种外相，离于外相，本性即是空。因此：“共人言语，出外于相离相，入内于空离空。著空则惟常无明，著相即惟常邪见。”还如在文字与语言上，他也指出：“即云不用文字，人不合言语；言语即是文字。”文字要与言语合，如此才能表达出正确的意思。但是他又强调了：“一切经书及文字，大小二乘十二部经，皆因人置，因智慧性故，然能建立。若无世人，一切万法本亦不有。故知万法，本 袅雦趉藥膓胣鶈黦蒚룤ꪕ铧뮭럥㤲 5 Article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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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由于慧能灵活地运用佛教的理论，不唯经、不唯上，走一条圆融的道路，较好地解决了世间与出世间的关系，因此他能够把成佛的最高目的和日常生活结合起来，他说：“心平何劳持戒，得直何用修禅，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让则尊卑和睦。若能钻木取火，淤泥定生红莲。苦口的是良药，逆耳必是忠言。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内非贤。日用常行饶益，成道非由施钱。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听说依此修行，天堂只在目前。”众生依照“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的修行原则，西方净土和天堂就会立刻现前，即刻获得涅槃解脱。
慧能之后的弟子们，按照祖师的指示，践行着佛在人间得的事业。慧能的三传弟子马祖道一就提出“平常心是道”的思想。他说：“道不用修，但莫污染。但有生死心，造作趋向，皆是污染。若欲直会其道，平常心是道。”佛教本来就是为了人的解脱而建立的，解脱的目的是让人了生脱死，进入更高的一个境界。生命是不可能永存的，心的解脱才是更重要的，如果将自己的解脱目标锁定在生命的交替，这还是作茧自缚，“皆是染污”。所以道一才强调道不用修，以一颗平常心来对待生死，在日常的生活中直接体会佛法的真谛，可以悟得最高的境界。据史籍记载，道一曾在南岳传法院学习，他为了得到解脱，整日坐禅。南岳怀让禅师感到道一是一个人才，但是他的学习方法却走偏了。于是他决定要改变道一的认识。怀让拿了一块砖坐在寺院门前来回地磨着，道一觉得奇怪，就问：“师傅，你磨砖做什么呀？”怀让回答：“磨砖作镜子呀。”道一感到好笑，说：“磨砖能磨出镜子来吗？”怀让反问：“既然磨砖成不了镜，那么坐禅怎么能成佛呢？”道一听了怀让的话，立刻得悟了，本来坐禅的目的就是不去执著于一物，如果以坐禅来求得成佛，这不就是和磨砖成镜是一个道理吗？最终还是无所得的。怀让是慧能的弟子，他继承了慧能的“直心是道场”的思想，并用来启发道一，让他明白成佛在世间的道理。道一受怀让的点拨，从此放弃了整日坐禅求佛的做法，以“应缘无住，任运自在”的思想率领弟子们从事成佛在世间得的事业。他一生建立道场数十处，弟子上百，创立了禅宗的“丛林”，共同劳动，过着自给自足的农禅生活。弟子百丈怀海制订了《百丈清规》，提出了“一日不做，一日不食”的“农禅并作”的丛林风范，将这种制度进一步体系化和完善化。另一个弟子大珠慧海则进一步发挥了乃师的思想，强调成佛就在“饥来吃饭，困来即眠”之中，“青青翠竹尽是真如，郁郁黄花无非般若”。之后禅宗弟子遵循祖师的旨意，不断地将“佛在世间觉”的思想推向深入，临济义玄就主张：“佛法无用功处，只是平常无事，屙屎送尿，著衣吃饭，困来即卧。”庞居士亦说过“神通并妙用，运水及搬柴”。
总之，隋唐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发展到鼎盛时期，就是因为佛教更好地与中国社会做了相适应的活动。佛教大德将佛教的理论与中国传统思想结合起来，成功地建立了中国化的佛教理论，而这个中国化的理论特点就是在于推动了佛教的人间化与平民化的发展趋势，特别是以佛教人间化为代表的“佛在世间觉”的思想深入人心，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道路全部完成。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