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佛教中的人间佛教思想的发展
发布日期：2014-08-30
作者: 黄夏年（北京）
佛教是在印度创生的，它后来在印度已经灭亡了，然而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却在中国得到了光大，最终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结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中国佛教徒在吸纳了印度佛教的精髓之后，又成功地对其加以改造，形成了中国佛教的模式，并且广泛地影响中国社会与广大群众。学者认为，中国佛教最成功的范例有二个，一个是创立了完全中国化的佛教宗派——禅宗，另一个就是形成了人间佛教的系统思想。
一、早期中国佛教中的皇权庇护思想
印度佛教于公元前后传入我国。佛教初传中国，依附于黄老，当时人们把它看作方术的一种，《后汉书》记载楚王英“尚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佛教的精深教理在当时也不为人们正确理解，灵魂不灭和轮回报应的思想是人们理解的最初的佛教义理。《牟子理惑论》说：“魂神固不灭矣！但身自朽烂耳。身譬如五谷之根叶，魂神如五谷之种实。根叶生必当死，种实岂有终亡？得道身灭尔。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以吾有身也。若吾无身，吾有何患？又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佛教的“道”，使人至于无为，牵之无前，引之无后，举之无上，抑之无下，视之无形，听之无声，这与老子《道德经》中的“道”非常相近，因此“尧舜周孔修世事也，佛与老子无为志也”。以佛教禅修特点的禅学主张修安般定或数息观，所以佛教也被理解成“息意去欲”四个字，故“沙门者，汉言息也。盖息意去欲，而归于无为也”。
虽然这时人们将佛教判为出世的宗教，与黄老等观，但是在中国大一统的封建社会制度下，佛教在中国不得不随着中国的社会制度与中国传统思想而发生变化，最终成为中国化的佛教。中国佛教的特点是在任何时候皇权大于神权，神权始终附属于皇权，既然宗教离不开政治，必然决定了中国佛教要一直在人间发展，在人间活动。这一点在印度佛教刚传入中国不久，就已经被中国佛教徒所认识。东晋著名高僧道安法师曾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一组织翻译、整理及介绍佛教经典。他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的佛经翻译理论，澄清了佛经翻译中的一些谬误。他编制了佛经目录，“诠定音字，详核文旨，新出众经，于是获正”。后来的“众经由据，实由其功”。二弘传佛教，培养佛教人材。作为一个佛教领袖，道安高瞻远瞩，分张徒众，使在受战乱威胁下的僧团得以保存下来，把北方佛教的影响推到了江南和四川地区。他强调戒律的重要性，提出“宁持戒而死，不犯戒而生”的口号。他还改革了中国佛教徒依师为姓的传统，变“四海为姓，皆为释种”，统一了佛教组织，给以后的佛教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三开创了本无宗。道安后半生致力于般若学的建设，着力研究般若空义，并将外来的佛教义理与中国传统思想结合起来，用当时流行的玄学思潮来解释佛教，提倡“以无为本”的思想，成为后来南北朝时期“六家七宗”的代表性人物之一。道安非常重视协调佛教与世俗政权的关系，他曾经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道安所处的时代，正是战火纷飞，生灵涂炭的时期，军阀之间的战争，连皇帝都不能维持朝纲，何况出家住寺的僧人。人人朝不保夕，旦夕之祸随时都会发生，这真是应了佛教所说的“无常”的理论，不仅整个世界是无常的，就是社会和人生也都是无常的。由此也使他深深地体会到，佛教不能离开社会，出家人不能离开人间，只有得到了统治者的支持，佛教才能有一个良好的发展空间。道安在晚年得到了前秦皇帝苻坚的支持后，佛教事业取得了极大的发展。所以中国的佛教在历史上就一直听从朝廷的命令，行使着佐助王化的功能。
道安是东晋时期北方的佛教领袖，慧远则是南方佛教领袖。慧远对中国佛教的贡献也是多方面的。他站在中国文化本位的立场，继承发展了乃师道安的思想，融摄外来的佛教，多有新意阐发。他是中国佛教史上最早提倡净土思想的先驱，生前曾与一些信徒结社念佛，期往西方，因此他被后人看作是净土宗的初祖，对后世影响甚大。慧远还主张沙门不敬王者，即出家人不应向帝王跪拜，以保持佛教的出世性。虽然慧远维持了佛教僧团的尊严，但是他仍然强调佛教不能脱离王权，并且可以有助于王化。他说：“佛经所明，凡有二科：一者处俗弘教，二者出家修道。处俗，则奉上之礼、尊亲之敬、忠孝之义，表于经文。在三之训，彰于圣典，斯与王制同命，有若符契。此一条，全是檀越所明，理不容异也。”（《答桓太尉书》）慧远在这里着重强调了“处俗”的重要性，指出了在家的佛教徒要奉上之礼，尊亲之敬，行忠孝之义，这些事在佛教经典中讲得很清楚，是与“王制同命”，不谋而合，没有相异抵触之处，也就表明了佛教不仅不与现实社会产生冲突，而且还有益于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他又认为，出家人虽然离开了家庭，穿上了专门的制服，奉行与社会不同的礼法，过着隐居的生活，但是这些人并没有和社会完全脱离，他们的修行可以惠泽六亲和天下苍生，同样也不违世俗的礼法，而且是更高境界的忠和孝，所以出家人“虽不处王侯之位，亦已协契皇极，在宥生民矣”。（《答桓太尉书》）对慧远说的佛教能够协助皇朝，起到庇护生民的功能，当时就有人给予了赞赏的态度。时人何尚之就曾对宋文帝说：“慧远法师尝云：释氏之化，无所不可，适道固自教源，济俗亦为要务。世主若能剪其讹伪，奖其验实，与皇之政并行四海，幽显协力，共敦黎庶，何成、康、文、景独可奇哉？使周、汉之初，复兼此化，颂作刑清，倍当速耳。”认为慧远此言“有契理奥”，有助于王化，若使国民人人持五戒，修十善，那么就会出现儒家所向往的“仁人百万”的局面，“即陛下所谓坐致太平者也”。宋文帝很赞赏何尚之的观点，对他说：“释门有卿，亦如孔氏之有季路。”（《弘明集》卷十一）何尚之是一位高官，他看到了慧远提出的“济俗亦为要务”的助化功用，认为统治者若能将佛教与朝廷政权并行于全国境内，配合朝廷的统治，将能迅速恢复昔日的周代与汉代初期的蓬勃气势。
早期的中国佛教，正是处于外来的宗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磨合的时期，因此它既与印度本土的佛教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在于，印度与中国两国的佛教都立足于人间，得到了皇亲贵族的支持，使得佛教能够得到强有力的发展；不同的地方在于，印度佛教在皇权与教权的关系上，并不像中国社会中表现得那么强烈与紧张。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中国的佛教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要与社会与人间发生紧密的关系，从此为后来的中国佛教的人间佛教思想打下了深深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