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谈佛】刍议佛教入华初期的方术化特色

　　一般认为，佛教于公元前后、两汉之交从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入华之初，佛教作为一种异域宗教文化，为了解决在中国本土立足的现实问题，它不得不在传教方式、佛典翻译以及宗教实践等方面依附当时流行的黄老方术和鬼神观念。在这个过程中，佛教带上了浓烈的方术化特征。历史证明，佛教的这种选择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致使佛教在中国绵延两千余年，并且形成了华严、天台和禅宗等独具特色的中国化佛教，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和社会生活等方面对中华民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佛教入华之背景分析

　　佛教在公元前六世纪左右产生于印度，大致经历了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以及密教等几个阶段，逐步形成了成熟的教义、教规和组织，对古代印度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佛教在印度本土传播之际，还逐渐向周边国家和地区扩散，古代中国是受佛教思想熏陶的主要地区之一。中国本是一个多神崇拜的国度，在春秋战国、秦至西汉时期，各种方术和鬼神崇拜在华夏大地上盛行，上至公卿王侯、下至匹夫愚妇无不祈求神灵的庇护，追捧着种种神仙方术。例如，秦始皇利用邹衍的“五德始终学说”论证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神圣性，派遣三千童男童女入东海求仙问药以期长生不老；汉代统治者大力提倡祭祀，主要祭拜凌驾于众神之上的“太一神”，渴求宗室兴旺社稷昌盛。此外，汉代统治者还利用占卜、诅咒、堪舆、行气、祭祀等巫术、方术治理天下。佛教传入中国的时候，正好赶上各种鬼神迷信、方术泛滥的时期，天帝、鬼神、祖先崇拜和祭祀、卜筮、占星、望气、风角等种种方术流行于世，黄老神仙方术更是盛极一时。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印度佛教在国人眼中就是一种方术，佛教也乐得利用这种便利，方便说法，依附神仙方术传法，最终走上了中国化的历程。

　　二、佛教之方术化特色

　　马克思曾经说过：“一种理论在一个民族中的实现程度，就取决于该理论满足于这个民族需要的程度”。同理，一种宗教信仰传播到一个陌生的民族中间，并想取得当地民众的信仰，也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佛教传入中国之时，儒家文化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成熟的阶段，道教也在道家的理论基础上开始萌芽。因此，佛教要想在中国发展下去，不得不寻求一种有效的形式。初来乍到的佛教，对中国的儒家思想一时难以把握，道教还没有足够的成熟，而佛教本生具备的一些特征与本土流行的黄老方术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它选择依附黄老方术和鬼神观念作为通往中国之路的桥梁。

　　佛教方术化主要是指佛教对中土黄老神仙方术的依附和对灵魂不死、鬼神崇拜等宗教观念和迷信思想的融合吸收。佛教的方术化既与佛教本身的特点相联，也与佛教传入中土后所面对的文化环境紧密相关，主要体现在传教方式、佛典翻译以及宗教实践等方面。

　　首先，佛教在形式上方术神灵化，以改变外来户的形象。印度佛教认为，佛虽有超凡的智慧和能力，但他是人而不是神，并不能主宰人世的吉凶祸福。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学者却用中国人熟知和崇拜的“真人”、“神仙”的形象来包装、描述释迦牟尼佛，还认为菩萨和罗汉也是能飞行变、住动天地的神仙至人。例如，在被人们认为是中土第一部汉译佛典的《四十二章经》中，把佛陀描绘成“轻举能飞”的“神人”，把小乘佛教修行的最高果位“阿罗汉”描绘为“能飞行变化，旷劫寿命”的奇人。又如早期佛教理论著作《牟子理惑论》记载：“佛者，溢号也。犹名三皇神、五圣帝也。……佛之言觉也，恍惚变化，分身散体，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圆能方，能老能少，能隐能障，蹈火不烧，履刃不伤，在污不辱，在祸无殃，欲行则飞，坐则扬光，故号为佛也”这里所描述的“恍惚变化”、“能圆能方”、“能隐能障”、“蹈火不烧”、“履刃不伤”、“在祸不殃”和“欲行则飞”的种种佛的形象与中国神仙、真人的呼风唤雨、乘龙驾雾、不死不伤、变化无方、白日升天的神仙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人们从感情上认同初来乍到的佛陀，使中土人士从表面上看到外来的佛和中国固有的神仙无本质上的区别，只是称谓上的有差别而已。犹如一个远道而来的客人，其外貌在你心中产生了似曾相识的感觉，两人顿时便有了进一步沟通交流的可能。同理，佛教徒改变佛陀形象的举动，同样也拉近了佛教与当时民众的心理距离。

　　其次，用神通之术传教，增强佛教的吸引力。印度佛教徒认为信奉佛法、励志修行是为了寻求解脱，而不是为了成仙成神。因此，佛教中虽然也有一些关于神通的内容，但是一向不占重要地位，如果把神通作为追求的目标，还将为正统佛教所排斥。俗话说：“入乡随俗”。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往往有意识地将这一方面的内容凸显出来，借以迎合并依附中土的种种神仙方术，而中国人也对佛教的这部分内容注以相当的兴趣。早期佛教徒常常模仿当时神仙方士或道士的传教手法，借用神异、占卜、看病等形式接近民众，使自己的传教活动更具吸引力，更容易为民众接受。据佛教史籍记载，早期来中原传教的高僧常常身怀绝技，擅长使用神通之术。西域高僧安世高便是其中之一。据《高僧传》记载，他通晓“外国典籍及七曜五行，医方异术，乃至鸟兽之声，无不综达”，三国吴地的康僧会也“明解三藏，博览六经，天文图纬，多所综涉”；昙柯迦罗“天文书算，医方咒术，靡不该博”；求那毗地“明解阴阳，占时验事，征兆非一”。在神灵方术盛行的两汉时期，这种借用灵通神术的传教手段取得了非常好的宣传效果，以至成为早期佛教徒传教的一个通行方法。这种风气直到东晋十六国时期还十分畅行，如名僧佛图澄，于晋怀帝永嘉四年（310年）到洛阳弘宣佛法，后赵石勒、石虎喜欢以杀人为乐，杀人无数，“澄怜悯众生，杖钩门现种种神异，为二石所崇信”，因此他被称为神僧佛图澄。其后的鸠摩罗什、昙无谶等人也借助阴阳星算、神咒方术影响民众以达到传教的目的。虽然在后来的佛家徒看来，这些都是旁门左道，难登大雅之堂，可当时的民众无不为高僧们的神仙异术所吸引，进而服膺佛教，精深的佛学义理在当时反而受到了些许的冷落，这与佛教早期在中土传播的大形势是相符合的，是一致的。这样一种状况随着佛教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有了重要的改观，般若学和涅槃学的兴盛便是其重要的证据。

　　第三，在佛经翻译上，依附传统文化中的概念和术语。佛教经典作为佛教佛、法、僧三宝中的法宝，是信徒接受佛教的文本依据。作为思想交流的载体，佛教经典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意义重大。面对中国传统社会风靡一时的鬼神方术信仰，佛经翻译者没有错失良机，为佛教在中土的传播开辟了一条新路径。在早期佛教经典翻译中，翻译者自觉的将佛教术语附会鬼神方术观念。现以“禅定”翻译为“守一”为例，禅定是佛教的一个重要的修行方法，即在佛教基本理论的指导下使精神专注一处，思考佛教人生哲理，以坚定主观信仰，使自己的精神达到摆脱生死苦恼的涅槃境界。中原地区初译佛经时就曾把禅定译为“守一”。如传为东汉严佛调译的《菩萨内习六波罗蜜经》就把“禅定波罗蜜”译做“守一得度”。吴维祗难译的《法句经》也有“守一以正身，必乐居树间”，“昼夜守一必入定意”的句子。其实“守一”一词正是来自我国提倡黄老之术的道教著作。佛教将佛教教义用本土文化进行阐释，使得佛教能让中原人士和群众更好地接受佛教，从而崇信佛教。这与后来盛行的“格义”佛教有相似之处。《高僧传?竺法雅传》中说：“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 “格义”是指把佛学的概念规定为中国固有的类似的概念，这种方法对初传时期佛教的传播和发展具有必要性和重要性。经过我们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风格在方术神灵化时期就体现出来了，只不过规模较小，不具有普遍性。在佛经翻译过程中，改变教义、用传统黄老方术和鬼神观念来阐释佛教义理的做法，一方面说明了黄老之术和鬼神观念在当时社会的影响之大，对佛教的传播也产生了巨大的引导作用，为佛教的发展带来了机会；另一方面，也为佛教的独立发展埋下了隐患，致使人们对佛教教义的理解出现偏差，使得佛教独立发展的步伐放缓。

　　最后，礼佛活动与本土鬼神方术崇拜相混合。东汉末年之前，中国汉族地区虽然建有一些佛教寺院，如白马寺等，但那都是给来自西域的佛教徒准备的，当时他们如何礼佛，已无史可考。再加之，东汉之时官方是禁止汉族民众出家的，因此，如果汉族民众要信奉佛教并没有专门的佛寺供其使用，他们只能将佛教这种外来宗教视为中国流行的各种神仙方术的一种，对佛陀的祭祀也是依附于当时流行的神仙方术对黄帝、老子的祭祀进行的。据《后汉书?楚王英传》记载，楚王刘英晚年“更喜黄老之言，学为浮屠，斋戒祭祀”。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大臣襄楷给桓帝上书时也说“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后汉书?桓帝传》）由此可见，佛陀的佛教入华旱期，一直没有获得独立的祭祀地位，其祭祀活动是伴随着中国传统宗教的祭祀而进行的。南朝的高僧慧皎在评论三国魏地的佛教时认为，“魏地虽有佛法，而道风讹替。亦有僧众未享归戒，正以剪落殊俗耳。设复斋忏，事法祠祀”。佛教徒对这种“黄老浮屠”并祀状况的迁就，必然导致佛教祭祀礼仪走形。如果用佛教兴盛时期完整严密的清规戒律来衡量，早期中原佛教的确有许多走形失真的地方，而且中国人也只是把佛教当作祈祷消灾的一种方式而已。由于当时并没有一种更好的途径供佛教选择，佛教信奉者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先求生存再谋发展，依附神仙方术也只是权宜之计。

　　佛教能成为中国三大宗教之一，在华夏大地上兴旺发达历时两千年而不衰，追根溯源，与其早期采取的依附中国神仙方术的传播策略息息相关。综观佛教入华初期的传教历程，我们可知，外来佛教对神仙方术和迷信思想的融合，在客观上为佛教在中土的广泛传播开拓了道路。佛教以一种和平渐进的方式传入中国，让国人能以和平良好的心态面对佛教，进而形成了深入了解佛教并且研究佛教的心理基础。如果佛教在传入之初就持一种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态度，那么结局就不想而知了。从这个维度我们可以看出佛教是一种宽容的宗教，拥有一种温和而博大的情怀，这种气质为佛教盛行华夏大地二千多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佛教选择了适当的方法切入中国社会。正是早期佛教徒对中国本土神仙方术以及相关方面委曲求全的依附，使民众将佛教看作是中国神仙方术的一种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外来宗教，从而大大淡化了佛教作为“夷狄之教”可能引起的汉族民众的排外意识，为佛教的发展、兴盛赢得了难得的机会。通过历史可知，外来宗教与本土文化必然会经历一个冲突、摩擦和融合的过程。或许佛教不走依附方术之路也能彰显其独特魅力，征服中国民众的心魄，但值得肯定的是，佛教入华早期的方术化特色确实给佛教在中国的播种、发芽和开花结果铺平了道路，给华夏文明的厚重增添了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