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莲飘香】利生为事业 弘法为家务
发布日期：2014-08-30
作者: 郭文
中国佛教自慧能而有一革命性之变革。唐宋以前的佛教因较严格的遵守印度佛教的传统，常遁迹山野，远离现实世间、人生。随着佛教中国化进程之发展，适应中土思维习惯和文化需要的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开始出现。如天台宗、华严宗，特别是禅宗的出现，标志着佛教的完全中国化的基本完成。尤其慧能代表的南方禅宗，促使中国佛教由传统的“岩居穴处，潜心修行，慢慢发展到先识道，后居山，进而衍化为既在红尘浪里，又在孤峰顶上的人生佛教，最后又流于运水搬柴皆神通妙用的泛化宗教。”然而这种禅宗式的泛化宗教，对佛教的发展来说却是福祸相依。一方面，由于过于关注个体的精神生活，明代以后，出现了佛教与现实的生活相隔日远的倾向，“其时之佛教徒，或隐遁静修，或赖佛求活，佛教非但不关心人生，介入社会，而且与世日隔，佛教自佛教，社会自社会。”另一方面，也由于失却了超越与凡俗之间的紧张，在民间，佛教在相当程度上变成了一种“超亡送死”之教。这种“超亡送死”之教的发展，至太虚所处清末民初之际，情况更为严重。人们对待佛教的看法也往往只是将佛教视为一种“重死而不重生”、“重鬼而不重人”的“死”、“鬼”宗教。当时上海的一些居士就公开说：“学佛法先要明鬼”，把“明鬼”当作学佛之前提条件。
太虚有见于此，深感今日之佛教若再不做一改革与自身的调整，不改变佛教在人们心中如此狭隘的看法，必不利于处于衰落中的佛教的自救与重生。危难的时局和苦难的民众促使太虚意识到，改革佛教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将以前那种重死鬼的以鬼为本、以死为本的佛教转到以人为本、以生为本上来。”他认为，生活与人生实践才是佛教的本来所好，佛陀的本怀就在现实人生，是为关注现实之生活的改善而立的。由此，必须将传统那种“超亡送死”的脱离世间与现实人生的“出世”佛教转变为重生活、重人生、注重现实社会实践的“人生佛教”。
那么，这种重生活、重人生、注重现实社会实践的“人生佛教”当如何开展呢？。
太虚认为，从佛教的本质上来说，“（佛教）是平实切近而适合现实人生的，不可以中国流传的习俗习惯来误会佛教是玄虚而缥渺的；于人类现实生活中了解实践，合理化，道德化，就是佛教。”向来，人们习惯地认为佛教主要是以念经、打坐、参禅为宗教实践，以“超亡送死”为“事功”，除此而别无他处，众生之现实的苦难并没有因为佛教开出的那张“往生”的空头支票而有何改观，苦难的生活依旧。而这正是导致佛教在世间的影响日减、佛教自身更加衰微的重要原因。因此，在太虚看来，变革传统佛教的实践方式必须要首先着眼于民众的生活，实际地解决众生之生活问题。但是，众生之生活问题的解决不仅仅包括现实生活问题的解决，还应当包括众生之精神和伦理道德问题的解决。就太虚人生佛教的思想理路来看，解决生活问题，就是他的所谓的“利生为事业，弘法为家务”的主张，而要实现“利生为事业，弘法为家务”的目标，就要解决众生的伦理道德和精神问题，这就是“学佛先从做人起”的人格之实践。
对于太虚之人生佛教而言，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如何造成对现实人生以及个人之人格塑造的影响。面对当时佛教普遍重视“死”和“鬼”的问题、甚至一些居士也公开宣称“学佛就在明鬼”的局面，为挽救佛教，适应时代思潮之发展，太虚以为必须要转换传统佛教的这一实践倾向。认为佛教与其重死鬼，不如重人生 ，“若要死得好，只要生得好；若要作好鬼，只要作好人。”“人”、“生”才是佛教的关切点之所在，要学好佛也要先从做好人开始。 “太虚十分反对把佛教变成一种故弄玄虚的工具，而主张佛教应是为化导人世的实际生活而设的。任何一个学佛的人，如果不了解人生，不了解现实生活，即使他读尽千经万论，也无异于‘卖椟还珠’。基于这种思想，太虚认为，学佛应该先从做人开始”。太虚说：“所谓学佛先从做人起，学成了一个完善的好人，然后才谈得上学佛。若人都不能做好，怎么还能去学超凡入圣的佛陀呢？”
那么，又如何才能做到一个完善的好人呢？毋庸置疑，“好人”当然首先要有善好的品德，其道德必定是“善”的。太虚创立人生佛教的一个出发点就是前面说的“自利利他”的主张。“这自利利他表现于行事上，就是道德的行为” ，也就是善的行为。太虚说，“人生的所谓善，是能够使本身的性质成为纯粹优美，同时还能领导大众，为大众解脱痛苦，使大家安宁利乐，这就叫做‘善’。与此相反，就叫‘不善’” 。可见，在太虚人生佛教思想中，“利生”之事业本身即是善的，甚至说这整个实践行动其动机、出发点以至整个实践活动都是善的，因为其目的就在“为大众解脱痛苦，使大家安宁利乐”，所以其目的也应当是善的。而履行了实践之活动的人当然也就是善的，具有了善的“人格”。
从上面太虚人生佛教表现在“生活”与“人格”两方面的实践理路来看，不管是“生活之改善”还是“人格之完善”，就其最后都落实于通过现实之实践的方法来解决这一立场来说，都无不与中国传统之思维方式以及近代社会思潮之发展紧密相关，同样也显示了人生佛教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试图超越和转换传统佛教的实践理路。
从太虚人生佛教的实践理路来看，无论如何，太虚都是紧紧从拯救和复兴佛教的立场来推行其人生佛教运动的，其目的在于振兴佛教，建立“人间净土”，“人生佛教”决不意味完全的人间化和世俗化。问题只是在于，传统佛教在近代以来的衰微局面，迫使佛教自身不得不做某种重大之调整，以适应近代社会急剧变化的情势；也或许因为佛教受近代以来各种现代化思潮的刺激，适应时代之大趋势而做如此之反应！人生佛教的最终意图在于突破传统佛教的“实践”局限，将“出世”的佛教转换成人间化、世俗化、生活化的“入世”宗教。其理路一方面是发扬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重人生、重人心、重人间、重现实的思维特征和价值取向”，另一方面是顺应时代思潮的发展，通过调整和转换传统佛教的实践理路以因应时代思潮所提出的问题和挑战，开出佛教在新的时代和文化背景下的新理路。
太虚人生佛教之所以提出要在现世的立场上来现实地解决众生之生活与道德问题，正是一方面因应于佛教自身的衰微之现状，一方面也是因为近代以来的残酷之生活现状和堕落之道德现状“有感而发”的。虽然，我们很难说导致这种局面的出现其始作俑者就是滚滚之现代化潮流，但我们同时也很难说传统化的佛教思想竟然能够置身于这一潮流之外，而作一旁观者。因为现代化所导致的世俗化、伦理化、生活化的趋势迫使“任何一种宗教，都在不断地调整、革新自身以适应社会的变化。”而且 “现代化所带来的世俗化的‘去魅’倾向几乎不可避免地给宗教产生许多挑战” ，必然会给传统的“出世”宗教带来世俗化、现实化的压力。那么，传统的宗教唯有通过现实化、世俗化的手段以因应现代化思潮提出的问题，方可以化解来自外部的压力。马克思?韦伯就认为：“包括佛教在内的东方宗教所面对的现代化的重大问题，就是何以可能从高度个体性解脱意向和虔敬的道德准则中，开展一种有条理地控制世俗生活的‘理性的社会伦理’和导向世俗功业的‘经济伦理’。” 对佛教而言，也就是通过理性的世俗化的生活实践与精神实践来造成世间的具体个体的生活之改善和人格之完善，将成菩萨作佛的功业直接安立在现实生活的实践中——也许这才是传统佛教应对现代化思潮所带来的压力的一种“突围”方式吧。
尽管我们无法决定地断言，人生佛教的改革思想就是近代佛教发展的唯一希望，但它至少给佛教自身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前进的可能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