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身说法】常怀报恩心，做好世间事
发布日期：2014-08-30
作者: 郭奕勤
我出生于佛教家庭，祖辈、父辈都笃信佛教，耳濡目染，我从小对佛教既亲近又崇敬，祖母念经时，我不敢打扰，但会坐在旁边陪她；祖母到寺院做佛事，我跟着磕头礼佛；祖母有空时，给我讲观音菩萨的故事……那时并不懂佛教的道理，但是从小就在心里种下了信仰佛教的种子。信仰佛教的种子的成长，是在宁波七塔寺遇到桂仑老和尚后开始的。
1979年，我和父母及女儿在普陀山普济寺为祖父母做佛七，然后到各寺院拜佛。父亲郭大栋居士在朝山时一心祈求观世音菩萨加持，使他能得到善知识的教导。一天在路上，父亲偶听两位年轻的广东朝山者说，宁波七塔寺有一位常坐不卧的桂仑老法师，修行极好，这些话震动了我父亲。回到宁波，我立即陪同父亲前往七塔寺，拜见了桂仑老法师。自此我父亲至心皈依了桂仑老法师，我也经常前去亲近桂老，听他讲经开示，不久也皈依了桂老。师父对我十分慈悲，从最基本的礼佛、念佛号教起，纠正我拜佛的姿势，一遍遍让我跟着他念佛号，教我耳根圆通法门，口念佛号，耳根返闻，自己念自己听，返闻闻自性。师父教我盘腿打坐，“坐一寸香，长一寸功夫”，“打得念头死，活着见弥陀”，打坐时，杂念来了，要提起一句佛号将杂念打断，不能让自己的心跟外面的境界跑了，心里清净了，才能长智慧。师父给我《佛说阿弥陀经》，为我讲《金刚经》，要我看经懂教理，明白自己的本性。在师父送我佛经以前，我从未认真读过一部佛经，认为自己看不懂，师父似乎知道我的畏难情绪，又给我一本《阿弥陀经白话解释》，我至今还记得读完这部《解释》后心里极其欢喜的感觉。在师父的指导下，我渐渐明白了许多佛教教理。
在师父和父亲的引导与熏陶下，我对佛教有了一些理解。佛教以平等心看待一切众生，佛教认为一切众生本具佛心，只因我执习气无明而迷失了本性，一切众生只要按照佛经的教义，深信不疑，精进修行，去除我执无明，就能觉悟人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最终都能成佛。佛教徒修行的目标是觉悟人生，脱离六道轮回，了却生死，世间的荣辱名誉都看作虚妄不实。然而，佛法又是在人间的，佛法就是佛教文明，佛教徒以对佛教坚定的信仰，以佛陀的经典教义为指导，净化自身，增长智慧，以积极的人生观，上报四重恩，努力做好世间事，利乐有情，回报社会，报恩祖国，以实际行动体现佛教文明。
我当了30多年教师，十分热爱这个职业。自从信仰佛教之后，更加明白要成为一个好教师，首先要为人师表，用高尚的道德行为为学生树立榜样。太虚大师提倡“人生佛教”，强调学佛要立足于现实人生，从做人修起，先完成人格，好生做人，人成即佛成。赵朴老提倡佛教徒在社会生活中“奉行五戒、十善以净化自己”。 五戒为：戒杀，戒盗，戒邪淫，戒妄语，戒饮酒。十善为：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言，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欲，不嗔恚，不邪见。我觉得这些戒律与现代社会的道德标准是相通的，我相信只要能持五戒十善，就可以成为一个人格高尚的好人。不杀生，可以培养人的慈悲心、同情心，对一切生物都不起残忍的杀戮之心，除了具有保护生态平衡的积极意义外，对周围的人和世界上一切人的困苦都容易产生同情心和慈善之心，进而产生施舍之心；不偷盗，似乎容易做到，但是对非份之财不起贪心，不起心动念，并不是每个人都容易做到的，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贪污不法的事情了。如果有人在一职位上，特别是公职，拿了工资，拿了纳税人的钱，却不能尽心尽职，甚至不作为，我认为也是一种“偷盗”；不邪淫，洁身自好，有利于家庭的稳定和社会稳定；不妄言，末法时代，社会上说谎、不诚信的事太多，如果人人能以此戒约束自己，我们的世界会更美好；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这几条都是管住嘴的，对建立和谐社会尤为重要。不两舌即不挑拨，不传话，不对别人的事说三道四；不恶口即不骂人，当然也不打人；不绮语，我的理解是不媚俗，不扭曲本心奉承拍马，不通过不正当途径谋取不正当私利；不贪欲也就不会有偷盗、邪淫和绮语之恶；不嗔恚，即对人不产生憎恨之心，嗔心的根子是我见、我执，是学佛人的大忌，要培养忍让之心；不邪见，只信正见，不信邪见并纠正邪见。五戒中还有一条戒饮酒，酒可迷乱心性，会失去对自己的控制，会约束不了自己，容易犯戒。佛教徒的修行和净化自身，首先从持戒开始，用佛教的戒律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自然而然就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我作为一名大学教师，除了向学生传授知识和技能之外，更重要的是要知道为师之道，师道是蒙以养正，言教之外还要以自身行为作为表率，以自己的人格魅力来引导青年学生走上正道。
修学佛法是没有止境的。在持奉戒律的基础上，以戒生定，由定生慧，勤修戒、定、慧，才能觉悟人生，同时亦要入世，做好世间事。《华严经·普贤行愿品》教导佛教徒应“恒顺众生”、“平等饶益一切众生”，鞠躬尽瘁为众生服务，满足众生的种种需求，因为我们离开众生就不能生存，所以要报众生恩。对众生“种种承事，种种供养，如敬父母，如奉师长及阿罗汉，乃至如来，等无有异”。作为教师，我以慈悲心和平等心对待每一位学生，理解学生，关爱学生，从心里喜欢每一个学生，从不会因为某些学生的学习成绩不理想或犯了过失而轻视他们，特别是对来自农村，基础较差的学生更要关心。学生有困难，无论是生活上的、家庭里的，还是学习方面的，我都会尽心尽力地帮助解决。我以责任心认真对待每一堂课，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教给学生做人的道理，看到学生各方面的成长和他们所取得的成绩，我心里充满欢喜，也非常有成就感，我觉得这也是对教导过我的老师们的一种报恩。
我深信佛教讲的因果轮回，相信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六度万行。多年的修习和实践，我深深体会只要能真正持戒，就能将事情做好，就受人尊重，自信心就强，就有定力，遇事冷静，心不乱，就无有恐怖，任何困难都能克服，别人能做的，我也能做，并且能做好。回顾教学工作中一些成绩，都离不开佛教思想对我的指导和鼓励。
我在九十年代，有机会先后去美国和澳门，在当地的大学教书，前后共7年。无论在何处，我都以自己是中国人，是佛教徒而自豪。当时的祖国还相对贫穷落后，中国人在国外有时会遭人瞧不起，1989年刚到美国时，周围的美国人虽然很友好，我有时仍会感到他们的居高临下。记得有一次，我和几位同事在一起聊各种能食用的野菜，一位教授突然说：“你们中国人怎么会去吃这种东西？是不是因为太饿了？”语气中带着富人对穷人说话的扬扬自得。我立即回答：“因为我们有5000年的文明历史，我们有时间去尝试和发展各类食物，不难理解，我们有着比你们丰富得多的饮食文化，因为你们只有不到400年的历史。中国丰富的饮食文化是我们对全世界的贡献之一。”为了宣传祖国悠久的历史和丰富多彩的文化传统，我克服种种困难，开设了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课，这是新汉布什尔州首次在大学开设的中国历史文化课。我还特意在文化课上加入中国各地饮食的介绍，每两周开一次中国烹饪课，现场演示中国烹饪。当地的大学生们对遥远陌生的中国逐渐有了了解，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兴趣，这些学生中后来有不少来中国参观游览，还有来中国工作的。我的中国文化课十分成功，当地的居民也邀请我在业余时间为他们开中国烹饪课，连邻近小镇的居民也邀我去给他们上课。大家对我的评价是：“这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那儿的朋友们至今与我保持着很密切的联系。
1993年我应邀去澳门大学教英语。我是第一位从大陆中国去澳门大学教英语的教师，虽然我通过了澳大招聘委员会的层层筛选，还是有不少人对我持怀疑态度，认为大陆的英语水平低，应该从英美甚至葡萄牙招聘英语教师。我承认自己英语水平不如英美教师，但我的优势是我更了解澳门学生，更关心他们，我比英美教师更肯花力气备课，更愿意帮助学生。一个学期以后，期末时13个平行班统考，统一改卷，我教的两个班成绩均名列前茅，学生的英语能力进步显著。从此，同事们对中国大陆的英语教学水平刮目相看，澳门大学此后又从大陆中国聘请了两名英语教师。当时我工作得非常努力，没有周末，也没有假期，天天忙到半夜，但是我证明了自己的作用，也证明了我国英语教育的成功，我感到这份辛苦值得。现在，当年的这批学生在澳门各个工作岗位上，为澳门的发展发挥着他们的积极作用。去年暑假我去澳门，学生们热情接待，有个在澳门政府工作的学生对我说：“老师，没有您当年在课内和课外对我的指导，为我打下的基础，我今天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我在澳门期间还出版了三部书，其中一部译作《COLLINS COBUILD学生英语语法》在东南亚华语地区受到欢迎，至今已重印了十多次，国内也出了简体字版。
我所以能在国外大学取得这些成绩，离不开祖国对我的培养，离不开我在上海的小学和中学老师们对我的培养，离不开上海师院和杭州大学教授们对我的培养，我的努力和成绩也正是在报国土恩和报师长恩。
现在我在宁波大学除了上课，还担任校督导委员，很忙。曾有人问我：“既然深信佛教，求生西方，为什么过了退休年龄，还不赶快抓紧时间在家多念佛念经，难道还想多赚钱？”我确已生活无忧，但我觉得还可以为社会做点事。这与修行是不矛盾的。大乘佛教要求佛教徒尽社会责任，上报四重恩——父母恩，众生恩，国土恩和三宝恩。我的学佛开始于七塔寺，我的两位恩师，桂仑老和尚和月西大和尚虽然都已乘愿西归，但是两位恩师在我心中播下的佛教种子正在成长，我要继续不断以佛教的戒律净化自身，发菩提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同时积极努力做好世间事，尽自己的社会责任，发扬佛教文化，做个合格的佛教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