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山海蜇被看作素菜的考证

　　 自南朝梁武帝根据大乘佛教精神，提倡断绝肉食、护生放生而倡导吃素之后，汉地的佛教僧侣一直保持素食的习惯，成为汉传大乘佛教传播地区的一大鲜明特色。佛教中吃素，也称吃斋，意为吃些清心洁身的菜肴。与“素”相对应的是“荤”和“辛”，荤，指动物之肉；辛又称“五辛”，是指自然界里五类有刺激性臭味的蔬菜，即葱、韭、蒜、薤和兴渠，为佛教僧众所禁食。现在人们通常将荤辛二类食物统称为荤菜。

　　 在舟山群岛的农村群众（特别是妇女）里，斋期、佛菩萨圣诞或诵经念佛时吃素现象比较常见。但在舟山渔区，却长期存在着将海蜇作为素菜看待的奇特现象。不只是信佛群众，出家僧侣也有将海蜇视为素菜吃的现象。在与祖印寺原住持化通法师交谈中得知：建国前他曾去小洋山岛，亲眼看到庵堂里的出家人备有大缸的海蜇作为长年下饭（即每日下饭的菜肴）。我们知道海蜇是水母的一种，属腔肠类动物，将海蜇确认为素菜，这显然与大乘佛教“慈悲不杀生，也不吃众生肉”的教义有矛盾。将海蜇作为素菜的初始年代现已无从考证，可能在明朝以后，产生原因是有迹可循的。

　　 在舟山群岛，特别是一些小岛上，土壤覆盖率很低，有些岛上大都是些光秃秃的裸露岩石，很少有可种植蔬菜的田地，在一些住人岛屿中，居民多以捕鱼为业，不从事农耕。自然条件的限制和古代不便利的交通运输，使海岛信佛的僧侣和居民吃素很困难，这是形成以海蜇权作素菜现象的前提。

　　 从海蜇的特点而言，海蜇通体晶莹透明，加工后（已去腥）食用起来感觉清爽，腥味不明显。且海蜇与鱼肉腥类一接触，就会腐烂，这与蔬菜有近似之处。清人徐兆昺《四明谈助》引晋张华《博物志》云：“海蜇，东海有物，状如凝血，纵横数尺，名曰鮓鱼。无头目，无内脏。所处则虫虾时之，随其东西。”海蜇无眼、耳、鼻、舌等感官，在海水中生活有一个习性，就是它的口碗边常有小虾和它共生，海蜇浮在水面时，水中一有动静，小虾就会跳动触到海蜇，海蜇便随之沉潜下去，因而有人认为海蜇没有感官分辨能力（没有灵性），有“海蜇无魂灵，小虾当眼睛”的说法。一般认为：感官意识越发达的动物，其对痛苦和死亡越敏感越恐惧。由于海蜇的感官较少，感知能力较弱，因而产生吃海蜇罪过不大的想法。

　　 在舟山渔场，海蜇的汛期主要有霉季和伏季两次，捕上的海蜇经三矾腌制加工后，用大缸盛放在家里，作为长年下饭。加工后的海蜇被分离为皮子和头子两种，在渔村还流传着“海蜇头是荤，海蜇皮是素”的说法。当佛教传入海岛后，一些小岛信众没有条件吃素，自然会想到家家户户都有的“长年下饭”——海蜇，当作素菜替代品。从佛教的根本教义而言，注重于解决人类的根本烦恼，其修行的方法也注重于心地的用功。面对海岛的自然环境，来海岛弘法的僧人自然会因势利导，作出一种慈悲的方便默许，以至于产生“海蜇是素菜”的风俗延续至今。

　　 在此之前，一些小岛的僧侣有将黄鱼称为“菩萨鱼”而吃的现象。在《四明谈助》卷二十八中“石首鱼”条有：“石首鱼，尾鬣皆黄，一名黄鱼。”同时引用明朝松江华亭人冯时可写的《雨航杂录》：“土人以槐豆花卜其多寡，槐豆花繁则鱼盛，诸鱼有血，石首独无血。僧人谓之菩萨鱼，至有斋食而啖者。”说明在明朝时，舟山及沿海一带有些僧侣吃黄鱼的现象。现在舟山民间还留传讥讽出家僧侣吃黄鱼的“南无阿弥陀佛，小黄鱼撬忒”的谚语。此后，由于海蜇捕捞和加工在舟山渔区的兴起，海岛佛教徒为了防止群众讥讽造口过，一些没有条件吃素的小岛出现将海蜇当作素菜的现象。

　　 在汉传佛教区域，以动物肉为素的现象并不多见，在岭南沿海有“吃蚝为素”的风尚，这两者有相似之处。清张心泰《粤游小志》载：“蚝豉生水中，虽系动物，然由人布种，故粤中茹素者皆啖之。高云岩有《过僧房食蚝豉》诗云：‘蚝豉虽然属海鲜，当时播种出沙田。几回香积厨中过，留我同参合掌禅。’”清代诗人查慎行《海幢寺》诗中也有“斋厨菜豉丰”的诗句，这说明了岭南食蚝豉为素之风的普遍。宋朝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六有“钦（广西钦州）人亲死，不食鱼、肉，而食螃蟹、车螫、蚝、螺之属，谓之斋素，以其无血也。”故在岭南以蚝为素的风尚起码可以追溯到宋代。

　　 在北传大乘佛教的藏传佛教地区（主要为西藏、蒙古、青海、甘肃、四川、云南、新疆部分地区），气候条件大多比较恶劣，农作物种植、生长比较困难，想吃素是件很困难的事。为适应佛教在这些地区的弘扬，当地的僧侣和信佛群众仍然不得不吃肉，以解决“法轮未转，食轮先转（弘法开始，先要具足基本的生活条件）”的现实情况，以适应在特殊环境里佛教的传播。

　　 舟山群岛“海蜇是素菜”是舟山沿海黄鱼为素的延续，与岭南“以蚝为素”现象都带有浓重的滨海烙印，能够相互印证。这些现象的产生，反映了在海滨环境下佛教传播过程中延续的一种特殊民俗现象。至于今日，生产条件便利，交通运输发达，如再将这些动物作为素菜，就不再是一种方便，而有贪馋之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