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塔禅韵】“七塔活佛”桂仑禅师纪念集《无言潮音》文章选录（2）

与桂仑老和尚的因缘人生

郭大栋口述  郭奕勤记录

一、明师指点，成就不可思议佛缘

上世纪50年代，由母亲促成，我拜了当时的佛教大德乐幻智教授为师，跟他学佛，练太极佛拳。乐老师是佛教密宗上师，在他的指导下，我进步很快。可乐老师不久就离开人世，我只好随其儿子继续学习。不幸的是，文革期间，他也生西了。我学佛的信念没有因此动摇，自己仍旧坚持打坐、练拳，但常常因为修行中的问题无人指点而感到苦恼。

1980年，我和夫人、女儿以及外孙女一起去普陀山，在普济寺请悟道法师主法为父母作佛事。当时已经开放，普陀山有些寺院开始修复，来朝山的中外信徒也渐渐多了起来。作完佛事后，我们就到各个寺院参拜。走在路上，我心里一直在祈求观世音菩萨加持，让我得遇学佛明师。因为1975年我和女儿一家第一次朝拜普陀山，那时岛上寺院几乎全部遭到毁坏，全岛我们只看到在梅福庵里供着一尊观音菩萨，只见到一位和尚，另有一位老婆婆在念佛。但是在潮音洞，我和女儿看到了圣迹显现，所以我坚信观音菩萨还在普陀山，观音菩萨的道场一定会恢复。果然，菩萨的加持力是很大的：就在二龟听法石附近，我们听到2位广东青年在说宁波七塔寺有位得道高僧、是“活罗汉”。我当下心感震撼，赶紧打听详情，可是他们也只是听说，并没有见过这位“活罗汉”，也说不清他的法号。于是在大乘庵，我向当家和尚清扬法师打听此事，他告诉我说：“七塔寺这位得道高僧法名桂仑，你可去参拜他。”

离开普陀山后，我们乘船回到宁波，就直接去七塔寺找桂仑法师。当时七塔寺还没有对外开放，佛殿都还没有修复。我们进入寺院后，辗转找到桂仑法师，见他手中握着一块醒板, 盘腿坐在寺院后天井东边屋檐下，满脸慈悲，充满道气，异于常僧。他很和善地接待了我们，笑眯眯地对我们说：“要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虽然只是一句简单的佛号，从他口中念出来，似乎有种力量，使人自然产生恭敬之心，我们立刻就被他吸引住了，感觉到非常投缘。于是我们决定住在宁波，第二天再去参拜。这一次，桂仑法师一见我们，劈头就问：“知不知道生从哪里来，死向哪里去？”问得我们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却感到发人深省。于是第三天，我们又去拜见他；他见到我们，又是当头一喝：“晓不晓得生从哪里来，死又去哪里？”可惜我们当时愚钝，不解桂老对我们的点拨。现在想来，这不正是佛教修行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吗？

此后，我每年一到二次专程到七塔寺拜谒桂仑老法师，请教佛法，愈感亲近。1983年春，我正式于其座下皈依；同时皈依的还有我的夫人郑云英居士和彭慧居士——她们二人也是经由桂仑师父指点和加持，由不相识到相识、相知、情同姐妹一般。师父以松、竹、梅“岁寒三友”为我们取了法名，按照年龄，分别为谛松、谛竹和谛梅，为我们很庄重地举行了皈依仪式。当时在场的还有阿吰师兄和我的女儿郭奕勤。

桂仑师父一生修持头陀行，持戒精进，在他的指导下，我的学佛修行进步很快。我依照师尊的开示，从“修阿罗汉功夫、行菩萨道”认真做去。这是师尊自己的修行法门，我虽然距离很大，但是有师父的指导，我充满信心。从此一点一滴下功夫，每日打坐诵念阿弥陀佛圣号，口念耳听，自觉性情比过去平和，身体也好了，我多年的宿疾气管炎竟然不用药物而自愈。我的夫人谛梅师兄自皈依桂仑师父后，心胸比以前更开阔了，我们两人的想法自然一致，常常在一起切磋佛法，互相学习，互相鼓励，十分默契投缘。

不久，我的儿子郭奕鸿和女儿郭奕勤都皈依了桂仑师父，长子郭奕尧和第三代的柴宁宁、柴纪南、杨伟渊、郭纪昌也都一有机会就去亲近桂仑师父，纪南和伟渊后来也皈依了桂仑师父。在师父的影响下，我们成了名副其实的佛化家庭。观世音菩萨的加持，造就了我们全家与桂仑师父的稀世佛缘，佛法实实在在不可思议！

二、慈悲加持，促成与朴老特殊法缘

我和赵朴老的结识因缘，也是桂仑师父积极促成的。

1984年，我到七塔寺参见亲近桂仑师父，向他请教佛法。桂老对我说：“赵朴初居士是当代维摩、菩萨再来，你应当去看他。”我心想：赵朴老是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佛学造诣很深，而且学问、诗词、文章均好，一直是我敬仰的长者！可人家是高级领导，又不认识我，我如何能到北京去找他呢？他又怎么可能接见我呢？所以我只好默不作声，没有应答。第二年，我去亲近桂仑老和尚时，他又以同样的话催促我，我仍然觉得不可能。第三年，当我再次来七塔寺拜望桂仑师父时，桂老又一次说了同样的话：“赵朴初是当代维摩、菩萨再来，你去看他。”这次我被震动了——师父一连三年如此说，一定有道理，看来我应当设法去见赵朴老。

回上海后，正好碰上我的亲家张蓬和原航天部的方志远司长来上海参加益友社成立50周年纪念活动，就住在离我家不远的延安饭店。益友社是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成立的地下党组织，参加者大多为上海各商业部门的职工，当时赵朴初是董事长，张蓬是书记，方志远是年轻学徒，彼此相交甚厚。不巧的是，此次益友社纪念活动，朴老因正在国外访问没能参加。于是，我请张、方二位来我淮海路寓所家宴。席中，我向他们介绍了桂老要我去见朴老的情况，方志远立即很热心地说：“此事包在我身上，我明天回北京后即可以为你联系。”于是我连夜赶写了一封长信，第二天送到延安饭店会场，交给方志远。信中重点向朴老介绍了桂仑老和尚的修行情况，并简单作了自我介绍。

后来知悉，方志远回京后，很快就亲自将信送去赵府。朴老读信后，十分高兴，让方志远趁再去上海开会之机，请我有机会时到北京见面；还请我作为特邀代表，参加第二年（1987）2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佛教协会第五届全国代表会议。此后我就正式加入了佛协，成为中国佛教协会理事。1989年7月，在上海市佛教协会第六届代表会议上，当选为上海市佛教协会副会长。

当年（1986），我到北京拜会了赵朴老，将桂老的修行事迹作了详细介绍。朴老听后，非常高兴，连声称赞，表示希望早日与桂老相见。

当时，我还将自己所了解的扬州高旻寺的情况向朴老作了汇报。1981年，我去扬州参加一个纺织界的全国会议。会后，我请扬州市副市长朱新吾先生安排车子，送我和陈紫东先生去地处郊区三汊河的高旻寺。因我母亲曾皈依来果老和尚，她在世时几次叮嘱我，有机会应去来老曾经住持过的高旻寺看看，这是近代禅宗很重要的中兴道场；同时，来果老和尚也是桂老的印证师父，所以高旻寺一直是我心目中的圣地。可是，当我们到达高旻寺后才发现，寺院被当地一家缫丝厂占据，只给僧人留下一间大殿，而且殿外堆满缫丝的下脚料，弄得满地污秽，臭气冲天，没有一点昔日大丛林的气象，常住僧众苦不堪言。听了僧人的哭诉，我心里十分难受，回到扬州即向朱新吾副市长反映了情况，又找了扬州纺织局有关领导，向他们作了书面报告，呼吁政府出面，协助解决问题。同时，我又写信给普陀山的妙善大和尚，请他出面关心高旻寺——因他是来果老和尚的弟子，曾在高旻寺修行过。经过多方努力，工厂终于迁出，庙产归还佛教界，来老的法孙德林法师受妙善大和尚之请主持高旻寺务，从此高旻道场开始逐步复兴。朴老很认真地听完介绍后，肯定了高旻寺在中国禅宗丛林中的显著地位，对我的努力成绩表示赞赏，当即决定拨款5万元，帮助重建高旻丛林道场。此事也让我当场领略到朴老果断处理正事的领袖风范，令人敬佩！

从此，我在桂老和朴老的关心、鼓励下，努力地为中国的佛教事业贡献我的一份微薄之力。自朴老要我参加佛协后，我有机会与全国各地的高僧大德结缘，对我的修行进步起了很大的作用。回想起来，桂仑师父的加持力真是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