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佛教”思想的教典依据

“人间佛教”作为一个独特的概念被提出，仅仅是百年之前的事情，但其发端却已在佛陀那里得到了“根本性”的确证。亦即，对“人”的佛法实践能动性的强调，对“人间”作为佛法流转道场的重视，是佛教成立以来始终未尝失却的特质。也正是历代有关这些特质的论说，为后来人间佛教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

一、人是佛法实践的主体

《涅槃经》卷二十七曰：“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如来常住无有变易。”这一说法到了禅宗那里，就演化成了“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这样颇具诗意的表达。但无论哪种讲法，都意在提醒我们，正是因为具有佛性，所以众生才有成佛的可能。

按照以上的逻辑，实践佛法的主体，也应该是众生。但显得微妙的是，佛教在对佛法实践主体的认定上，径直缩小范围而将实践主体指向了人。《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十二载：“一切贤圣道果，皆依于人而能修证。”《坛经·般若品》说得更明确：“一切修多罗及诸文字，大小二乘，十二部经，皆因人置。”也正是基于对人作为佛法实践主体的认识，太虚大师极力把佛教拉回到以人为中心（亦即人间佛教）的道路上，在《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一文中他说：“人间佛教，是表明并非教人离开人类去做神做鬼。”《杂阿含经》卷三十一载：“譬如百草药木皆依于地而得生长，如是种种善法，皆依无放逸为本。”那“无放逸”的主体是什么呢？还是“人”。因此，“无放逸”之人理所当然就成为行“种种善法”的主体。

既然人有作为佛法实践主体的“资质”，那么人是否具有理解、奉行佛法的能力呢？《大方广佛华严经》曰：“无一众生，而不具有如来智慧，但以妄想颠倒执着，而不证得。若离妄想，一切智自然智无碍智，则得现前。”人之所以是普通的人，就在于还“妄想颠倒执着”，若脱却了“妄想颠倒执着”，就可以达到佛法的高度并证得佛果。从这一意义上说，“凡夫即佛，烦恼即菩提”。亦即在佛与人之间，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本质上就是一致的。另外值得强调的是，在人与人之间，也不存在有关佛性的高低之分，佛法面前人人平等。佛早就说过：“我正法之中，无有高下是非之名姓也。”因此，每个人都具有理解、奉行佛法的能力，都有成佛的机缘。

于是，作为实践佛法主体的人，因为关系到佛法的承传驻留，其重要性就被大大凸显，《佛说骂意经》即言：“作百佛寺，不如活一人。”在一些教典里，人这个实践主体有时甚至被置于决定佛境清静与否的重要位置上，如《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卷四言：“心清静故世界清静，心杂秽故世界杂秽。我佛法中以心为主，一切诸法无不由心。”《维摩诘经》亦言：“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

二、人是佛法关怀的对象

圣严法师《在纽约东初禅寺的讲话》曰：“人间净土究竟在哪里呢？事实上就在人与人之间。”这句话既说明人是建立极乐净土的主体，也蕴含着“人亦是被关怀的对象”这一层意义。在大乘佛教看来，“自利利他”的成佛之路能够很好地呼应圣严法师的这一说法。

《维摩诘经》讲：“闭众恶趣，开诸善门。”这句话的判断指向是向外的，亦即人弃恶扬善的最终落脚点应该不是自身，而“在自身之外”。因而，《优婆塞戒经》就谈到：“不念自利常念利他，身口意业所作诸善，终不自为，恒为他人。”推而广之，若以自身为出发点，人类世界应该被构建成一个“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的和谐世界。

佛法关怀的基点，在于慈悲。《大智度论》说：“一切佛法中，慈悲为大”，“大乘菩萨行的根本精神是利他的慈悲精神”，所以，“见一切众生受诸苦恼，如被刑戮”，“视一袅雦趉藥膓胣鶈黦蒚룤ꪕ铧뮭럥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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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lateID切人犹如佛想，于诸众生如父母想”。而要把慈悲之心落实于行动，首要的就是发心行善，这也是菩萨行的一个重要特征。如《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言：“十善菩萨发大心，长别三界苦轮海。”《佛说发菩提心破诸魔经》亦说：“于自于他皆悉平等，以自所利欢喜布施，即以此心普摄世间一切众生，乃为世间最上大利。”借助于行善的功德，学佛者往往可以获得殊胜果位。如《十善业道经》言：“言善法者，谓人天身、声闻菩提、独觉菩提、无上菩提，皆依此法以为根本而得成就，故名善法。”

在中国化的语境中，报恩一类行为往往被提升到很高的地位，同时也被看作是慈悲行善的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一环。《大方便佛报恩经》曰：“复行四事，是名知恩，亦名报恩。一者见恶众生心生怜悯，以修慈因缘故；二者见苦众生目不暂舍，起悲因缘故；三者见师长父母有德之人心情欢悦，起喜因缘故；四者见怨家众生心不嗔恚，修舍因缘故。”在这里，我们很容易发现，佛教讲报恩、慈悲等伦理观念是结合在一起的。为了确保报恩这一信条的有效贯彻，佛陀还警告不知报恩者将会堕入地狱，《华严经·如来随好光明功德品》言：“其有众生，不知恩报恩，多遭横死，生于地狱”，《五分律》更是以戒律的形式要求佛徒供养父母，“从今听诸比丘尽心尽寿供养父母，若不供养，得重罪”。

三、人间是佛法流转的道场

太虚大师在《佛法要在起行》中说：“今日学佛者，第一在先发菩提心，次则修菩提行。以菩提心而修菩萨行，则不求证果而自证菩提之果。”很明显，这是在强调佛法的实践性特征。但问题在于，实践（修菩萨行）的立足点在哪里呢？《增一阿含经·等见品》曰：“诸佛世尊，皆出人间，终不在天上成佛也。”这说明，佛法要永驻人间，人间就是其广布的道场。渥德尔曾谈及：“更值得注意的是，据记载佛陀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在大城市，至少是在市郊。他的活动与组织工作似乎集中在摩竭陀、跋耆、憍萨罗与其它国家的首都，而不在森林或深山僻远之处。”这似乎可以看作是佛陀以人间为道场的根据。在《四分律》卷三十五中，佛陀教导比丘言：“汝当善受教法，应当劝化、作福、治塔，供养佛法僧众。”从佛陀给比丘指定的修行范围看，处处皆着眼于现实世间。从这一角度说，“世间法则佛法，佛法则世间法也”。

《三千威仪经》说出家人需做三事：坐禅、诵经、劝化。如果说坐禅和诵经面向自身的话，劝化则是面向他人的。劝化，可以是著述经论、讲经说法，也可以随缘化导，这也是出家人报答施主的一种方式。《大宝积经》说：“（在家菩萨）随所住处，为众说法：不信众生劝导令信；不孝众生，不识父母、沙门、婆罗门，不识长幼，不顺教诲，无所畏避，劝令孝顺；若少闻者，劝令多闻；悭者劝施，毁禁劝戒，瞋者劝忍，懈怠劝进，乱念无慧劝慧；贫者给财，病者给药，无护作护，无归作归，无依作依。”如若不按照这一精神实施劝化，则应受到责备。就此而言，佛陀说教的着眼点显然是现实社会的改善。《金光明最胜王经·王法政论品》说：“令彼一切人，修行于十善。率土常丰乐，国土得安宁。”则明确地从国家治理的层面上来探讨社会的劝化问题。作为“从实践生活里彻底悟透了‘宇宙真理’的一位圣哲”，佛陀希望“尊贵有道，率下以正，远近伏化，则致太平”的美好世间能够实现。太虚大师用另一段话，对佛陀的希望做出了积极的响应：“诚能集合受持五戒之人而成一家、一乡、一邑、一国之群众，则眷属未有不和乐，邻里未有不仁美，风俗未有不淳善，社会未有不安宁。”

四、结语

总之，“人间佛教的思想或佛教的人间性是从佛教的产生就具有的，并皆贯穿于佛陀的示现、身教与说法之中，也贯穿于历代众多的大德言论之中”。同时，我们还必须明白，人间佛教是对传统佛教的一次革命，但这并不足以说明二者之间是尖锐对立的。正是在对传统佛教“天上”、“鬼神”色彩的批判中，其“人间”、“关怀”的特质才得以凸现出来，并最终成为人间佛教的建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