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言、失人与失道

　　一个人如果言而不当，就是失言；如果当说又不说，造成了误会或散失了成人成事之机，就是莫言，也就是失人。孔子原话是，“可与言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这似乎很好理解，可老子又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言下之意，不管啥时候都不能说话。这不是矛盾吗？
　　其实，并不矛盾，孔子讲的是大众之事理。未知生，焉知死？孔子希望我们从小众做起，踏踏实实地做人，不要好高骛远。所以孔子讲的都是做人做事的基础，基础做好了，自然就发展了，没有基础讲得激昂高远并不现实，所以孔子的国学是抓基础的，做好人，做好事。
　　老子却不是抓基础的，老子一登场，就是“道可道，非常道”。老子直接跨越了基础，讲他的大道，也许他认为基础有孔子讲就可以了。体会高深莫测的大道是老子的国学精髓，老子是抓进一步发展的，体会道，修证道。
　　所以在基础部分，一个人如果言而不当，就是失言；如果当说又不说，造成了误会或散失了成事成人之机，就是失人。这是很正确的行为准则。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部分，讲大道时，老子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是对的。真正的大道是讲不出来的，大道已不是文字般若可以理解和描述的。
　　相传，佛悟道时别人求他讲道，他却说：“止！止！吾法妙难思！”认为自己所悟的道是不能用言语来完整表述的。大乘空宗的代表经典《金刚经》中也说：“汝等比丘，知我说法，如筏喻者。法尚应舍，何况非法。”“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正因为道不言全，佛讲的大多是善巧方便的道。 
　　耶稣传下来的也是生平事迹故事，没有讲大道，你信我则成，要你做好人、好事，忏悔与祈祷都是很基础的部分，讲信和爱。可见大道，或者说第一义是很难用言语来表达周全的，如果表达不周全，产生流弊，还不如不说，故圣人不轻言大道。
　　老子被逼无奈，写了《道德经》，一开始就是谦虚谨慎的表白，“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那意思我是被逼的，不得不说几句道，但你们不可理解成常道，我也只是开示大家。跟佛方便说法是一个道理，都用了“非、不、空”等否定的词，这就是个否定方式的逻辑，大道很大，无边无际，怎么能肯定地说呢？只能以否定的逻辑来引导大家，故否定的逻辑在佛说中到处都是，空就是否定，否定一部分，带给你无边的部分，所以讲空而不空，不是真空，是方便空，方法空。
　　所以圣人之言要放在一个特定的时空层次来理解，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参照系，任何说辞和生灭运动都是相对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许就是努力想告诉我们很多难懂的东西，却苦于无法很细节、很精准地描述。正如《道德经》所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这是否是中国的相对论呢？
　　高处不胜寒，具象的理解，海拔越高越冷，抽象的从体用上理解，权高位重者看周围都是篡权者，惊出一身冷汗，能不寒吗？道高时，却也寒，行事言说无人能很好地理解，周围都是怀疑甚至敌对的眼光。人身难得，佛法难闻，多少人信？或半信？佛说了大半生，后来赶紧又说我可什么都没说，怕误导大家，寒得很。耶稣甚至被钉在十字架上，道高者寒啊。老子是西出函谷关无故人啊！隐了。  
　　不是一番寒彻骨，哪有梅花俏枝头，虽说是寒，犹可奋争。圣人们又觉得这些高处之寒比较起自己领悟的道来，或者为了度或医治世人的伟大行为来说，这又不算什么了，故而牺牲弘道，再而不悔。耶稣和苏格拉底都是以命搏道的。
　　这种弘道的精神包括了两个层面。一是权言，不能说也得说，这叫权说，权且传世，以为开示后人，后人因此对圣人们有所误解，甚至诟病也不为所动，所以这么看莫言不如权言。圣人都是权言，自持者或许莫言，权言包括了一种穿越时空的博大，莫言代表的是一种自便或混世的哲学。第二个层次是什么都可以舍，舍财、舍名利、舍肉身，一种大无畏的精神。这么理解也不寒，反而温暖，所以是高处不胜寒，不是高处很寒或高处不寒，“不胜”二字很出意境，很高明，也是采用的否定逻辑，又有相对的意思。 
　　综而言之，我们不能失言，不能做好好先生，为了保身或媚世媚权，什么话都不说，不愿说，不敢说。失言、失人事大，而失道事就更大了。我们不赞同失言，更不赞同莫言。但愿我们努力学好国学和科学，做人既不失言，也不失人，更不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