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角下的佛教中国化

关于“佛教的中国化”这个课题，在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部分学者认为外来的佛教文化“征服”了中国本土文化，以荷兰莱顿大学东亚史教授许理和的《佛教征服中国》为代表，现代学者胡适也称此为“中国的印度化”。另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既没有被“征服”，也没有被“印度化”，而是中印两种文化相互渗透的过程：一方面传统文化因为新的文化影响而改变自我，另一方面佛教新的视角在精神上激发和复苏了中国文化，并在不经意间产生了对中国文化的抗体，最终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周汝昌的外国朋友、美国学者林阿释即持此观点。从历史文化学研究的角度看，笔者更倾向于后者。现从中国文化对佛教的影响和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两个方面来简要阐述这个问题。

一、中国文化对佛教的影响

从各种原始文献看，佛陀以自己的世界观、观察力和思维力，领悟了直达解脱之道的独特境界，并善于启发他人也进入这种思维境界，此即原始佛教所说的“闻、思、修、证”。中国文化对于佛陀思维灵性的继承和信仰实践，是放在“乘”这一较为谦逊的概念中，而不是将佛法作为永恒真理的神秘存在。这体现在历代佛教对佛法“空”与“不空”的激烈探讨上。用佛法的某个“乘”，可以达到一定的觉悟境界，而一旦达到，这个“乘”就被丢弃了，因为其使命已经完成。中国佛教常用“彼岸和船”来譬喻修行和乘的关系：一旦上岸，船就必须舍弃。于是，佛法被作为一条直通神圣的实用之径，而非一套神圣的教条，这被认为是中国文化对佛法的基本解构。

随着时间和空间的演变，为适应特别的社会需要和文化需要，这个基本解构又被重新解构，开始出现以领悟佛陀境界为目标的“方便法门”和佛教宗派。《维摩诘经》用“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来阐述这些方便法门和宗派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禅宗和净土宗是中国佛教的典型代表，是印度佛教和西域佛教在中国本土的发展产物，它们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对佛教的几点影响：积极入世、孝道、家族观念、审美。下面逐一阐述。

关于积极入世。中国人向来十分重视现世，这是儒家伦理文化的具体体现。如果一个宗教只能给予美好的来世，而不能指导现世的生活，那么它必然失去群众基础，必然导致理想与现实的脱节。中国佛教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将二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最具代表性的是“生活禅”和“易行道”两大理论实践体系。佛陀时期的隐遁修行，在重视现世价值的中国社会看来，有某种消极因素。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出现儒家批评佛教隐遁带来的厌世、君无税收、父无所养等“不忠不孝”问题。印度佛教那套刻板生硬的体系，在中国必须改变。“生活禅”的确立，是降低佛教出世性、提倡积极入世的重大举措，是这种改变的成功尝试。它提倡修行无需隐遁，提倡在生活中落实自利利他的“菩提心”，以尽职尽责的世俗生活来追求并达到解脱生死、庄严人生的宗教理想。《维摩诘经》为这种思想倾向提供了开创性的见解，它重新诠释了“出家”的概念，被中国佛教高度认可并继承。维摩诘尊者讲：“汝等便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即出家。”正式提出转换心灵的精神境界，不需要改变生活形态，认可入世的禁欲主义，将追求清静寡欲的解脱境界与融入家庭、社会乃至商业活动的生活互相适应。“易行道”源于印度宗教家龙树所著《十住毗婆沙论》，该论将持名念佛号称为“易行道”，将其它宗教实践方式称为“难行道”，为净土宗念佛法门确立了最初的理论依据。“易行道”摈弃了繁琐的推理思维和哲学式思辨方法，指出凡夫坚定信念、依托不可思议他力解脱生死的实践方法。“易行”指简易、容易，即易操持、见效快。这满足了多数人的需要，发展极快。

关于孝道。印度佛教没有把“孝”的观念提到明显的高度。印度僧的父母到寺院探望儿子，须对儿子行礼。但在中国，佛教就必须改造自身，以适应以“孝”为基本原则的中国伦理。孝是家族观念的产物，是君臣关系的基础。中国人的逻辑是：忠以孝始，善以孝先。中国历代学者在翻译佛经的时候，为了佛教传播及信仰的需要，特意将本国的道德意识（如忠孝）突出反映于译本中。对比同一经典的梵文、巴利文原典和汉文译典，我们就能发现这一点。这是十分必要而且重要的工作，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中国佛教的生命力。在中国佛教版本中，读者会看到一个有着外国名字的圣人拥有着自己文化的美德。

关于家族观念。轮回转世观念最初是印度沙门的外道思想，后被佛教吸收。佛教传播中国之初，对没有这一概念的中国人确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轮回观念扰乱了中国人对祖先忠诚及其家族的文化符号。佛教与中国文化融合的结果是，轮回观念被继承下来，但家族观念却置于佛教组织内。其具体体现是中国佛教各宗各派的领袖被后人尊称为“祖”或“祖师”，而佛陀被尊为“佛祖”，强调师恩和佛恩，这既是中国人提升宗教威望的需要，也是期望积累功德并传递给子孙的实用性需要。

关于审美。美是愉悦、振奋、和谐、圆满、爱意的统称，审美则是让人感受美的过程和方法。中国佛教的美不同于原始佛教的美。前者强调利益众生的“菩提心”，偏重于人伦和谐的美，是扩大范围的爱；后者强调思维的缜密和完整，偏重于脱离苦，属于身心愉悦振奋的美。中国佛教和原始佛教对“佛”这个觉悟者概念的不同解释，印证了这个结论。在以大乘为主体意识的中国佛教中，佛是同时具备“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完美人格的人，成佛则需要经历无数“帮助众生觉悟”的善行，这是出于内心本具的善良和爱。中国佛教是从道德意义上阐述佛教之美的。在以解脱道为主体意识的原始佛教中，佛是证悟了“无常、无我”法印、领悟了“生不由我、死不由我”、在精神上超越生死的人，成佛只需深入大自然中，深刻体会关于“灭苦”、“我空”等规律并深入实践，这是出于敏锐的观察力、洞见力和思考力。原始佛教是从精神意义上阐述佛教之美的。中国佛教将个体精神层面的美上升到社会伦理层面“无差别平等的爱”，即菩萨的慈悲，既提升了审美层次，又增强了审美的实用性。

二、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简单讲，有简约的表达方式、无为之为的性格、融合自然的朴素观念几点。

关于简约的表达方式。禅宗有机锋转语、参话头、棒喝，净土宗有持佛号，这些都是简约至极的表达方式。机锋转语者，不直接回答问题，而以答非所问的方式告诫提问者：领悟到一定境界后，就不存在这些问题，促使提问者反省自心。如问：“祖意教意是同是别？”答：“鸡寒上树，鸭寒下水。”参话头者，入手简易，只要靠住一个话头，起疑情，参到底，就可以觉悟生死。话头可参一个公案、一句经文甚至一个字。如问：“狗子还有佛性也无？”答：“无。”此“无”字即是话头，参话头者无时无刻不在琢磨此话头，以期觉悟。棒喝者，禅师教学常用之手段。禅师对于弟子的提问，或用棍棒击打其头，或者冲其大喝，以非常手段帮助弟子觉悟。持佛号者，以“（南无）阿弥陀佛”（四字或六字）为全部表达内容，倾注“厌离娑婆、欣求极乐”的宗教情怀，依靠自信力和他力加持觉悟生死。上述所有表达方式，其理论依据在于：中国人认为佛经上所说的“惑苦”和“觉悟”两种状态，差别只在于一次飞跃，就像鲤鱼跳龙门，凡人长期的“惑苦”，经过这些非常手段，就有可能一瞬间“豁然开朗”，实现转凡成圣的梦想。因此中国佛教认为，凡夫与佛等无差别，超越迷与觉的差别，凡夫即佛。故中国佛教又称凡夫为“未来佛”。中国佛教如此简约的表达方式，与印度佛教繁琐的思维论辩、复杂的哲学概念和咬文嚼字的学术严谨（以那烂陀寺为代表）形成鲜明对比。中国佛教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玄奘的唯识学说在中国并未广泛发展，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离开了简约，离开了通俗易懂。简约是农耕文化的性格，是广泛传播的必要条件。中国佛教简约的表达方式产生了深入坊间、影响深远的“口头禅”，形成了中国文化一个闪亮的符号。

关于无为之为的性格。如果说印度佛教是“要修之修”，那么中国佛教就可以说是“不修之修”了。中国佛教甚至要求学人丢弃（超越）修行的意识，被认为是修行的最高境界。这不仅是中国佛教的性格，也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性格。作为以心摄心、不立文字、不重视经典研究是禅宗的鲜明特色，同样不重视经典研究的还有净土宗。以此二宗为代表的中国佛教认为，佛陀的本意在于“一乘法”，即真谛，它是摄一切法又融于一切法的神圣佛法，没有任何属性，超越一切存在而又无处不在，故只能全局把握而不能局部把握；而语言文字属于表达的意识层面，它只能描述事物的某些属性而不能完整把握没有属性的“一乘真谛”，有一定的局限性。超越语言文字的修行方式被称为“教外别传”，禅史有“释迦拈花，迦叶微笑”的公案。禅宗名著《指月录》充分阐述了这一思想倾向，在中国文化中影响甚大。净土宗则以阿弥陀佛万德宏名为旨要，摈弃繁琐的哲学论辩和经典研究，强调“以至诚心持名念佛”产生神秘感应的万用功能，使佛教信仰平民化、实用化、易用化，客观上促进了佛教向社会中下层的普及。中国佛教的“不修之修”，得益于中国哲学独有的“格义”方法对佛教“空”之概念的特殊发挥。“离文字又依文字”、“离意识又依意识”的宗教最高原则，客观上强化了中国人“无为又无不为”的文化性格。

关于融合自然的朴素观念。在佛教的传统观念中，自然界中的所有物均被视为有灵性、神圣且值得被尊重的，人能做的唯一正确的事情就是融合自然，包括顺应规律、和谐相处。佛教的这个朴素观念影响了中国文化内敛、谨慎的风格。比如，鸠摩罗什及他的中国助手僧肇将梵文Sattva（音译萨埵）这个词翻译为“众生”，就包含动物、植物、矿物和一切能被感知的事物，中国佛教称为“有情众生”和“无情众生”，就蕴含着尊重世间万物的观念。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有相似之处，即它们强调继承和发扬甚于创新和改造。印度和中国的佛教家在提出自己新的见解之前，都要充分肯定前人的宗教哲学思想，并以此为建树基础。中国佛教的发展，与其说是创新，不如说是对旧理论的全新阐述。这是融合自然观念的具体体现，因为当人的意识融入自然以后，其思考的重点是“不应当做什么”，而不是“应当做什么”。中国佛教这种“减法式”的自然思想倾向，在“心性论”形成之后，与自省、慎独的儒道文化相结合，自宋明理学以来成为中国文化主流，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