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缘试记去来今

——谨以此文纪念宗仰上人中兴栖霞寺98周年

多年前，我曾于朝天宫外仓巷旧书店里，以两元硬币淘得一本油印的《爱国诗僧宗仰上人集》。坦率地说，以往关于宗仰上人（1861—1921）的事迹，都是来自寺院内年长师父们的口耳相传，而真正从文字上获知上人的道德华章，则是始于这本油印的小册子。近日在栖霞，承旧友持恒相赠，复获雪烦老和尚、刘大任居士等人于1991年为纪念上人圆寂70周年而倡印的《宗仰上人诗文选集》。相较而言，内容比以前看的油印本更加丰富。拜读之余，深感上人的诗文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透过文字，上人的操守和风骨，如山岳松柏，令人仰止。今幸逢上人自卓锡中兴栖霞寺九十八周年之际。回望上世纪初的风云变幻，依旧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的历史余温。

一

大凡略知中国近代史的人，或许都能够理解，由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敲开了清朝闭关锁国的大门后，大清天朝的体制早已由曾经坐享的“朝贡体制”沦为倾盆输出的“条约体制”了。面临着这样的遭遇，可以想见，当时具有四万万同胞的民间基层又是怎样的一种境地。

1861年，也就是咸丰皇帝驾崩于承德避暑山庄的那年，江苏常熟的一家黄氏院落，传来了数声男婴的啼哭。这哭声，似乎在诉说着尘世的幽怨和众生的不幸；这男婴，便是日后在教界、政界均享有盛名的一代高僧宗仰上人。同在那一年，他后来的友人，被喻为最后一个“王者师”的康有为（1858—1927）刚满三岁；同在那一年，被后来喻为近代思想界“盗火者”的严复(1853—1921)方才八岁。

宗仰上人自幼聪敏，在正当蒙学教育的年龄时，巧遇“两朝帝师”翁同龢（1830—1904）回故土常熟丁忧守孝。优秀的老师遇到可雕的良木，两厢情愿，契为师徒。

生逢内外交困的乱世，目睹生民艰辛，上人的心灵自小便烙上了不可名状的印记。这些印记一旦形成文字，便自然而然地含有一股出世的悲悯之情。乃至老师翁同龢看了都大发感慨：“子才举子业，住著自缚，倘入缁门，慧海之舟楫也。”（《明常·宗仰上人传略》）老师的无心点拨，令上人在日常的诗文、园艺，以及金石书画外，更是淡泊其心，栖神内典。

十六岁时，上人依常熟三峰药龛和尚正式出家，法名宗仰，字中央，别号乌目山僧。二十一岁时，受金山方丈大定和尚所托，上人接任监院执事，主管全寺事务。终日的黄卷青灯合着暮鼓晨钟的滋养，加上实际践行，致使上人在佛法修持和佛学慧解等领域，竿头日进，卓然有成。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上人应皈依弟子罗迦陵居士之请，赴上海哈同花园首开讲经法席，溥演大乘教义，轰动一时。据《宗仰上人传略》记载当时的情况：“江南诸山，沪上名流，争聘讲经，启发灵明，觉路大振”。

无论升座讲经或随缘开示，上人都能够既畅佛幽怀，又契合根器，如对于“法运”的开示：

法运者，非是诸佛有劫运，原因众生根机不一，所以诸佛施化亦殊。过去善根成熟，今生得果者，以此劫运，谓之正法。正法者，谓众生正可受法也。其次则亦过去已种善根，今生成熟者，以是劫运，谓之相法。相法者，谓众生尚有著法之相也。过去未种，今生方可种植，以是劫运，谓之末法。末法者，谓众生不能得法，可种善根之末也。至于末法之后，是魔外阐提种性，没有佛性，故佛之法，亦随之而没。盖化上根之时，来正法。上根度毕，度中根，度中根之时为相法。中根度毕，度下根，度下根之时为末法。下根度毕，唯剩无根阐提，没有出世善根，以是因缘，佛法亦随众劫运而末。何以故，阐提种性见三宝毁谤而得罪，故三宝隐而不现，并非三宝而未有也。

此段文字，上人贯穿正法、相法、末法、阐提等统而说之，将繁复的名相一一解析，诠释“劫运”，可谓深入浅出，明了易知。

历史地看，自晚明以来，重修轻学的风气相对较盛，以至多禅门弟子，而少教下经师。如上人这般学修并重，在当时委实不多。而像扬州天宁寺的普通僧学堂（1906）、南京杨仁山的祇洹精舍（1908），以及太虚大师提倡佛教革新的呼声（1913）等，都是后来的事情了。也正因为这些大开风气之事，上人曾一度被章太炎誉为：“绍隆一乘，救兹末世，为晚明旭大师后三百年来发扬胜义第一人”。

二

霜华秋水流丹血，残酷频施折槛臣。（《自题庚子纪念图》）面对满清朝政的日益腐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致使有识之士纷纷起而救亡图存，一时间革命思潮，风起云涌。而身在佛门的缁衣弟子，奔走于红墙内外，徘徊在国、教之间，是近代以来那个时代的鲜明特征。作为佛门龙象的宗仰上人，此刻正在以一介佛子的立场出发，寻找着护国安邦的救世之道。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上人与蔡元培、叶瀚、蒋智由等，组织“中国教育会”。与会人士公推上人为副会长，此后任会长，并时常撰写政论发表于《苏报》，宣传革命思想：

鹰瞬虎跳呜饥吻，吾党何处泄悲愤。

疾心痛叫好兄弟，要御外侮先革命。

山可拔兮虎可擒，海怪焉敢抗国民。

霜风簌簌打寒更，宝杵金刚跃有声。

血纷汗肉杖下毙，雪花六出三字飞。

此是野朝第一之，恩典勿斩帝党正。（《书感》）

风雷叱咤大雄氏，霜鳄影冷智慧刀。

阿爹伟功擒蚩尤，我亦逐满无余念。

誓恢祖国尽本分，岂与鼠辈事苟娱。

姓光不敢让阿爹，愿为国民效此躯。

四大既定超人群，何妨袈裟当胄服。

对佛誓发十大愿，大愿逐满不成佛。

昨夜梦中侵虏军，硝烟弹雨破虏宫。

喇叭一声吹梦醒，海滨山下何处钟。

愤然蹶起茫然久，慷慨何时展双眉。

国民抗憾君知否，此躯未得复国期。（《抱憾歌》）

秋风秋雨愁煞人。由于立场鲜明，言论激烈，《苏报》发行不久便遭清政府查禁，会员邹容下狱，蔡元培与上人均被通缉。同年秋，上人由罗迦陵资助，东渡扶桑。在日寓居期间，缘遇孙中山先生，上人与其结为契友，参与革命策划，慷慨解囊，襄助国是。

即便在奔走国运之时，依然不放弃身为佛子的切身修行，是上人一贯的操守。随着武昌起义一声枪响，千年帝制被推翻，中华民国光复。孙中山先生于檀香山前往南京就职大总统时，曾电邀上人参与国是。正当昔日同僚而今已成显贵之时，岂料这位乌目山僧，在《频伽藏》藏经刊印杀青之后，却悄然退回镇江金山寺掩关，并纪诗以表心迹：

乾坤事了续参禅，坐破蒲团不记年。

依旧江天依旧寺，推窗唤醒老龙眠。

雁过无痕，空谷留音。不求名达如此者，试问古今能有几人。

三

不独修身行道，上人于近代学术思想的走向也多有发微。他那种不拘泥旧学，不排斥新学的旷达，为新旧两大学术阵营的学者共所归依。在上人看来，只要能为世所用，都要排除世俗的偏见，加以赞叹。曾被鲁迅称为“有学问的革命家”的章太炎，在其所著《齐物论释》完成后，请上人为之作序：

……太炎居士以明夷演易之全，撰齐物论释，成书七章，章比句栉，锶理秩然。以为齐物者，一往平等之谈，然非博爱，大同所能比。夫名相双谴，则分别自除，净染都忘故一直不立，任其不齐齐之至也。若夫释老互明，其术旧也。振条目于扰攘之中，故秘怪者无所容，亦兼采庶名法，溯回孔李，校其异同，定其广狭，可谓上涉圣涯，下宜民物，而不可乱者也。近人或言世说出，人心为一变，自华严出，人心又为一变。今太炎之书见世，将为二千年来儒墨九流，破封执之局，引未来之的，新震旦众生知见，毕有一变，以至道者付之雕镂，庶有益于方来。

上人对著述所作的评论，中可而恳切。像章太炎这样一位思想驳杂，学问精深又睥睨一切的经学大家，独请上人作序，于此可见一斑。   

同样对于新学，上人依然是持宽容和欣赏的态度，如对梁启超的西学观点表示肯定的酬酢之作：

洗尽乾坤字字新，携来霹雳剖微尘。

    九幽故国生魂死，一放光明赖有人。（《赠任公》之一）

笔退须弥一冢攒，海波为墨血磨干。

    欧风美雨随君手，洗尽文明众脑肝。（之二）

房龙在他自己的著作里，其对“宽容”一词的叙述是：容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于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给予耐心公正的容忍。在那个新与旧，中与西之对比异常激烈的年代，上人面对学术界的纷争，其所以能持这种彼此宽容的态度，无疑是取自于佛家“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的空性和圆融。

 四

1919年，上人出关后朝礼九华山地藏菩萨道场，归途经过南京栖霞寺时，看到该寺因几十年前洪杨起事而毁，到处破壁荒烟满目疮痍，只有一位名叫法意的出家人在茅蓬间续传香灯，三论祖庭沦落至此，不觉感慨万端。于是发大愿心，恢复千年道场栖霞古寺。

祖庭恢复，物力维艰。因上人曾于光复民国有功，国父孙中山得知后，旋即首捐大洋一万元，作为修建祖庭之用，宁沪铁路当局特地在栖霞山下，增建支站作为运输便利之需，以报上人厚德。时维三年，寺院主体工程初期圆满后，上人却以望甲之寿，安然舍报入灭，溪山无语，草木含悲。

以释子之仪奔走国运救兹末世，功高而隐退；以护教之心刊印藏经，中兴栖霞，建寺而安僧。如此高风，随其交游之士大有其人，如政界有孙中山、陈独秀等，学界有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等，教界有八指头陀、苏曼殊、月霞、高鹤年等不及遐举。综观上人一生行状，既赫然有为又淡泊自守，就像他曾经给高鹤年居士的题字：“提起精神行得，脚跟把定立得，源头寻着坐得，放下万缘卧得，如是，来得去得，饿得冻得，万物静观皆自得”。

倏忽之间，九十余年，斯人已去，水流云在。我等后学仅能从文集上的只言片语，来了知上人的鱼踪鸟迹。高山从此逝，徒然揖清风。